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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下甚，地方官吏也借上供之机中饱私囊。“天下收买御前上供等物，有司多以御前为名，广行计置，或虚抬价直，侵渔入己，或过数收买，不尽供贡，或分为苞苴，公行献馈，奉上弗虔，人皆切齿”和籴中“只如官籴其百，则私以千言。官科其千，则私以万言”。为了“足上供”，地方政府对因此出现的问题听之任之：“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 地方政府一味迎合中央造成的弊端，中央也很清楚。1131年(宋高宗在绍兴元年)就曾说：“朕遭时艰难，盗贼蜂起，比分遣将帅，招来平荡，而民力久困，不可枝梧。访闻县令夤缘为奸，廉者取羡余、悦权贵，为进身之术，贪者充家，民无所聊。……虽累降指挥，州县不得非理科率，缘其间实因军期急切，有不得已合须索之物。窃虑州县假此声势过数率敛，为害不细。”1215年(宋宁宗嘉定八年)，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周勉言：“今日生民之苦，其最甚者，税敛之日急。郡守以丰裕为能，县令以峻急祈免。……然文移之出，如雷如霆，县吏逃逸，故为令丞者，日坐汤火涂炭，而每不聊生，奈之何?长吏不恤也! 虽然中央清楚地方的这些情况，但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在实际中又在鼓励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郡常赋自有定额”，“监司、守臣竞事刻剥，乃取无名之资，谓之羡余”。对于地方政府刻剥而来的羡余，中央采取了奖赏鼓召的政策，“昨见诸路财计之臣，有以羡余为献而被赏者”。于是，地方官员竞相争献“羡余”。“上好之，则下有宠荣之望，非所望而望者，乱之所由生；上恶之，则下有死亡之畏，非所畏而畏者，祸之所自起”，宋人汪应辰的论析一语中的。 (二)迎合皇帝个人的喜好 地方政府不仅要迎合中央政府的需求，更要迎合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喜好。“天子之于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异，则下之人以玩异而献矣，上之所好者财利，则下之人以财利而献矣。盖未有上好之，而下违之也。”宋徽宗崇尚道教，“诏天下：天宁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乃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像”，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为迎合最高统治者，各地劳民伤财大建道教宫观，“州郡奉神霄宫务侈靡”，“竞为侈费”，“修饰华丽，所费不赀”。“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殊砂、纸笔、沉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在各地建神霄宫的大潮中，建宁知府蔡薿因“先一路奏办”，而被徽宗下诏褒奖，“召为学士承旨、礼部尚书”。迎合皇帝的好处显而易见。 宋高宗甚至鼓励地方官直接向他行贿。1142年(绍兴十二年)，奖谕汤鹏举进助诏敕说：“三省进呈，皇太后还宫，进钱三万贯事。(马鬼)驭言旋，舆情溢喜。兹国家之盛事，慰臣子之倾心。而尔治郡可观，裕财有素，归其余积，用相礼仪。人悉如斯，事安不济。备观诚意，良切叹嘉，故兹奖谕，想宜知悉。夏热，汝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地方官用民脂民膏讨得皇帝的欢心后，高高在上的皇帝对臣下也是关怀备至，地方官员自然想尽办法搜刮百姓。故陆九渊说：“今时郡县能以民为心者绝少，民之困穷日甚一日。抚字之道弃而不讲，掊敛之策日以益滋。”司马光也上奏议：“夫府库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县之吏，鞭挞其丁壮， 冻馁其老弱，铢铢寸寸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终岁之积，输之京师，适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泽之赐，贵臣一日饮宴之费。” 四、地方官府对中央奉行不虔 1．因为公利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等级授职的体制下，地方官员的生杀荣辱系于中央。为了公理和正义而拒绝执行中央的错误指令，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一些深受儒家节义观念熏陶的地方官，在“忠孝从义”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公利而违抗中央的指令。太宗朝，谢绛权知益州华阳县，“蜀民流散之后，田庐荒废”，曾有诏书“凡人租占田，有能倍入者，断以新籍”。于是，豪右“广射上田，贯民归者多亡其素产”。谢绛说：“此权时之制，欲就业耳。芳利其倍租，而使下民失业，岂经制哉?”“乃命尽还旧主，所施行与诏书异。”南宋初，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将前来探听消息的金朝使者关押，一心屈辱求和的宋高宗惶恐万状，“屡命释之”，并诏令宗泽将对金使“迁置别馆，优加待遇”，但宗泽仍然抗命，上奏说：“臣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