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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阴影下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是一个极为强调中央集权的王朝，中央采取了通过控制地方官员，以控制地方财政、司法和军事大权的策略。有宋一代，中央掌握地方大小官员的任命权，并通过各项监控制度和措施管理地方官员的升迁降黜。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虽然说在此体制下，地方对中央以顺从为主，但在自身利益的左右下，奉行不虔和欺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另外，还有少数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官，为了正义与公理而敢于违抗中央的错误指令的情况。 一、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掌握在中央手中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体制，确立于秦汉，至宋代有了更为深入的强化和发展。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有云：“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宋太祖和赵普君臣之间的对话，极其准确地表明了这一状况，即赵宋王朝为避免重蹈中唐五代藩镇割据战乱的历史覆辙，将强化中央集权、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置于关系“国家长久之计”的高度。 中央对地方绝对控制的实现，首先体现在加强等级授职体制，目的在于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控制。有宋一代，地方各级官员的任命权，始终被中央牢牢掌握，甚至很小的官都由中央任命。具体任命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特旨除授 皇帝直接任命，时称“特旨除授”。重要地区的监司、知州、知府等地方高级官员，通常由皇帝本人亲自任命。皇帝依据个人的了解和身边人员的推荐，把认为可信的人派到重要地方，其目的在于使地方能更好地秉承皇帝的旨意，而这些由皇帝本人亲自任命的地方官员，视这种任命方式为无尚荣耀，自然更为尽心竭力地效忠于皇帝。通过皇帝直接任命地方官，对于增强地方对朝廷的向心力、加强中央集权显然有利。 与“特旨除授”相配套的是“陛辞”制度。即宋代的地方要员在离京赴任时，通常要当面向皇帝本人辞行，时称“陛辞”、“见辞”、“辞见”、“朝辞”或“朝辞进对”。“朝廷政事，以民为本。与民亲者，莫如逐路监司，及州长吏。祖宗以来，常重其选。故监司辞见皆得上殿，而州长吏人数猥多，不可人人廷见。则择其州之要重繁剧、与夫沿边守御之地为长吏者，则许上殿。” 宋代的最高统治者认为“陛辞”是加强对地方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皇帝借“陛辞”之机，不仅要显示皇帝的信任与恩宠，如宋神宗时吕希道除知澶州，陛辞日，上谕曰：“以河徙，欲镇安百姓，执政进拟从官，朕选用卿。”更要当面考查地方官员的品质、才能，史称：“祖宗旧制，诸道帅守、使者辞见之日，并召对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观阅人才”；“非独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伪，非苟而已”。皇帝或向臣下直接发布治理地方的训令，宋孝宗时，“静江府李浩朝辞进对，上谕监事曰：’相度以闻，官吏贪虐、庸懦、不任职，奏来。’”“新知泰州李东朝辞进对，上曰：’卿到任，须多买耕牛，劝课农桑。’”有宋一代，对“陛辞”都很重视。 2．宰相堂除面对庞大的官僚队伍，皇帝自然无法个个都了解，于是有了任命地方官的第二种方式--堂除，即“都堂奏差者也”，由宰相府差除官员。北宋开国伊始，为适应京朝官出任重要地方知州、通判、知县的需要，“除授皆出中书，不复由吏部”。以这种方式任命的地方官员，主要依凭宰执大臣的考察、了解，任命的权力集中在宰相府。“堂除之说，天子托大臣以选择人才，无资格之拘，无关键之限”。堂除地方官，可以打破官员升迁受资格年限限制的弊端，这对选择合适的地方官大有好处。来自宰执大臣的赏识任命，士大夫们也以此为荣。宰相堂除选任地方官制度，同样是中央强化中央集权的表现。 制度虽好，却终究要人来执行。官吏的奸赃卖官，令这项强化中央集权的制度出现了弊端。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窃弄威柄，鬻卖官爵，货赂公行，盗用库金，奸赃狼藉。取代蔡京的王黼“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故当时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不仅是宰相，连堂吏都在卖官。至995年(道元年)，宋太宗说：“近代诚为乱世，岂有中书布政之地，天下除授，皆出堂后官之手?卖官鬻爵，习以为常，中外官吏，贤愚善恶，无所分别，时政如此，安得不乱也。”宋徽宗建中靖国初年，蔡京知开封府，“惟曲奉权幸。堂吏段处约等，私卖恩泽(即卖官)”，蔡京“不敢推治”。在此弊端下，地方官出现鱼龙混杂也就不足为怪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