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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桓卒后，其诸子争立，国内混乱，宋朝又有重置郡县的企图，希望趁机收复越南。“上(宋真宗)以桓素忠顺，屡修职贡，今幸乱而伐丧，不可”，并认为“黎桓继修职贡，亦尝遣其子入觐，海隅宁谧，不失忠顺。今闻其死，未能吊恤，而遽伐其丧，此岂王者所为”?重新置越南于郡县统治的作法遭到了宋真宗的完全否定。宋真宗于公元1007年封黎桓的继承者黎龙铤为交陆郡王，并赐名“至忠”；又破格升黎朝使者黄成雅于尚书五品之次，以示“国家惠绥远方，优待客使”之意。此说明至宋真宗时，对越南的政策已完全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了。 黎龙铤统治时期，苛虐不法，荒淫无度。公元1010年，其手下大校李公蕴篡夺黎朝王位，并同样“自称留后，遗使贡奉”。面对越南王朝的再次更替，对宋朝来说，这本又是一个维护中越宗藩关系、行使宗主权、对越进行干预甚至实现“郡县其地”的机会。但宋朝从现实出发，并没有盲目出兵。宋真宗虽认为“黎桓不义而得，公蕴尤而效之，甚可恶也”，也只作了口头上的谴责，而后自我安慰道：“然以其蛮俗不足责。”随后还对李公蕴进行封，“制授权静海军留后李公蕴特进、检校太傅、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交趾郡王、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千户，兼御使大夫、上柱国，特赐推诚顺化功臣，仍赐袭衣、金银带、器币”，李氏政权很快便得到了宋朝的承认。如果按传统的中越宗藩模式，宋朝有保护藩臣的责任，应该维护黎朝的统治。但宋朝由于自顾不暇，已无能力再来阻止新王朝的篡立，便采取了不得已的实用主义政策，承认了新王朝--李朝并与其建立新的宗藩关系。这一次宋朝完全是从现实统治出发，不仅不再提及收复越南人版图的要求，更没有为了维护其宗主权而与越南发生冲突。 二、在对待越南的请封与朝贡方面 越南统治者认为，只有从中国王朝领受封号，政治上才有依靠，才能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只有受到中国的册封，才能算“正统”，也才能“服众”。而中国统治者也会因此来显示其“天朝大国”的宗主地位和崇高威望。因此，越南历代统治者无不孜孜以求中国的册封。越南丁朝立国不久便积极向宋朝进贡求封，表示内附。宋朝先是封丁琏为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后又对丁部领作出了“可授开府仪同在司，检校太师，封交阯郡王”的决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封越南的统治者为“王”。表面看来，宋朝是对丁朝采取了相当优容的政策，但这并不是宋朝统治者的真实意图。由于宋初以统一国内、巩固政权为基本国策，而北方又有劲敌辽国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形势，宋朝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为了暂时稳住越南不至于腹背受敌，等积蓄足够的力量再来削平之。另外，丁朝为了自身安全，通过积极朝贡努力维持中越宗藩关系，使宋朝也找不到出兵越南的口实。黎朝的篡立，给了宋朝这样的机会，但随着宋太宗对越战争的失败，宋朝才真正客观审视逐渐强大起来的越南，逐步改变统治政策，放弃了重新将其置于郡县之下的想法，从实际出发，确立和平务实的对越政策。这一对越和平、忍让的现实政策为宋以后统治者所信守不渝地执行，成为其“祖宗之法”，并成为有宋一代对越的国策。 宋朝对待黎朝和李朝统治者的请封态度有着明显不同。黎桓为了得到“交阯郡王”的封号，从公元983年自称“交州三使留后”至公元993年，前后进行了十余年的交涉，才得到宋朝的正式承认。而当李公蕴于公元1010年篡夺王位“遣员外郎梁任文、黎再严，如宋结好”时，宋朝于同年十月便封其为“交阯郡王”，使李氏政权非常顺利地得到了宋朝的承认。后逐渐形成了“其王初立，即封交耻郡王，久之，进南平王。死者，赠侍中南越王”的制度，这一制度也一直为宋朝后来的统治者所执行。对于黎桓的请封，宋朝最初的态度是拒绝并提出具体要求。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宋朝不愿接受战争失败的事实，并继续抱有“郡县其地”的想法；另一方面在于作为越南的宗主国，宋朝竞无力保护自己的藩臣--丁朝，从而不允黎桓请封并借此挽回些许宗主国的面子。当认识到越南逐渐强大、不得不面对现实时，才只好接受黎桓的请封。而当同样是篡位的李公蕴请封时，宋朝已完全从现实出发，较为主动地承认了李氏政权。对待黎、李两朝统治者的请封，宋朝所持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宋朝在对越南政策上放弃“郡县其地”而采取宗藩制的转变过程。 这一政策的转变同样反映在宋朝对待越南的朝贡方面。宋朝初期，对越南的朝贡大都欣然接受，因为接受外藩的朝贡是显示天朝大国国威的一个重要方式。在丁朝短短的十三年中(公元968-980年)，史载越南向宋朝贡就达7次之多。黎桓先是多次以丁朝的名义来贡，建立黎朝后，朝贡更勤。在其当政的25年间(公元980-1005年)，即向宋遣使朝贡达13次之多。李公蕴建立李朝后也是朝贡不断。据统计，有宋一代，越南共向宋朝朝贡多达120余次，但实际的人贡次数可能更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