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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做为正统官学的面貌出现正是从理宗一朝开始的。为了确立理学的历史地位，两宋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纷纷入祀孔庙。理宗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他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郿伯。到了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最终排定了两宋入祀孔庙的名单，他们是：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这份名单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正式宣告确立。 在抬高理学大师的同时，理宗还开始重用理学之士。真德秀、魏了翁入朝就是这一举措的表现。真德秀和魏了翁不但是当时的理学领袖，也是有出色政绩的地方官，召他们入朝并不是单纯为了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理宗同时还希望在他们的主导下能改善南宋混乱的财政状况。 理宗亲政时面临物价飞涨的问题，当时会子的发行量超过三亿贯，贬值严重。南宋朝廷在停止发行新币、回收部分旧币、严厉打击伪币的同时，动用库存黄金十万两、白银数百万两平抑物价。在物价整顿的初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使南宋军费开支上升、端平末年又逢特大灾荒，南宋不得不大量发行交子以缓解府的财政压力。经受了一系列打击，南宋的经济整顿计划彻底失败了。经济改革连连受挫使民众大为失望，当时有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若欲百物践，直待真值院。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面。”平心而论，这首民谣把矛头对准真德秀是不对的。因为真德秀在升任参知政事后两个月就去世了，与他一同入朝的魏了翁也屡遭排挤，而自求罢归故里。 端平更化的各项政策一直持续到纯祐年间，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当初的一腔热情早已烟消云散。1253年理宗改元宝佑，后宫的阎婉容晋封为贵妃。阎贵妃恃宠干政，宦官董宋臣因巴结阎贵妃而大受理宗恩宠。理宗命董宋臣管办祐圣观，董宋臣趁机大兴土木，建梅堂、芙蓉阁，改造香兰亭，擅夺民田，假公济私，搞得民怨沸腾。人们都称他为“董阎罗”董宋臣见理宗好色，就引许多娼妓艺人入宫，讨好理宗，使之纵情声色。 萧山县尉丁大全因娶外戚家婢女为妻，也搭上了阎贵妃这条线。他极力巴结阎董二人，因此得到了重用，很快丁大全就被升为右司谏。丁大全与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同为谏官，但他们却缄默不言，无一谏劾。于是人们在他们名字中的大字旁加点，戏称他们为“三不吠犬”。 保佑三年，理宗任命董槐为右相兼枢密使。董槐向理宗进言，以为当前有三种行为危害政纲：一是皇亲国戚不守法，二是执政大臣擅做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约束士兵。皇亲国戚不守法则法令行动虚设，导致朝廷丧失权威；执政大臣擅做威福则正邪不分，导致奸邪肆虐，正直的人不愿出仕；军纪松弛则士兵骄横，容易生变。这三种行为不革除，政令难以贯彻。理宗听得将信将疑，在理宗身边的小人们就已经坐不住了。 宝佑四年是南宋政治上的多事之秋。首先是丁大全派门客向董槐行贿，希望能结交董槐，但遭严辞拒绝。丁大全见董槐不买他的帐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还没等丁大全下手董槐就丁大全企图贿赂自己的事报告理宗。董槐认为丁大全奸佞不能信任，但理宗不听，反而认为董槐多疑。也许董槐为赌一口气，也许董槐想迫使理宗罢免丁大全，他以自己与丁大全不能同朝为由上了辞呈。找到了机会的丁大全趁机弹劾董槐。让董槐没想到的是，理宗站在了丁大全这边。不过，理宗的诏书还没有下，丁大全居然用御史台的台檄调动士兵百余人，手持利刃包围董槐的府第，胁迫他去大理寺。一行人走到北关，士兵们便呼嚣着散去，留下了董槐一个人，等董槐慢慢走到大理寺时免去他宰相的诏书才刚到。擅自派兵胁迫宰相，这是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丁大全此举震惊朝野，一时间舆论大哗。丁大全并未因此获罪，反而当上了谏议大夫。太学生陈宗、刘黼、黄镛、曾唯、陈宜中、林则祖等六人，伏阙上书斥责丁大全专擅不法，反被其爪牙诬陷，将这六人削去学籍、编管远州，时人称这六人为“宝佑六君子”。宋廷又在三学（太学、武学、宗学）立碑，禁止学生妄议国事。不久后丁大全又签枢密院事，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丁又做了右相。 与丁大全同时当上执政的还有马天骥，丁马二人都是巴结阎贵妃起家的，于是他们相互勾结专擅朝政。有人在朝门上写了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指则阎贵妃、丁大全、马天骥三人乱政，南宋将亡。理宗得知后心中不悦，但这种事也无从查起，只能不了了之。在当时有人作《钉诗》一首讽刺朝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