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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以上 8000-8200 8000以上 嘉泰-开禧年间 淳佑年间 1201-1207 1241-1252 8000 10650 12000以上 除此之外，《系年要录》中记载的南宋初正税总额与绍兴三十一年的钱币收入形成鲜明对比：“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之正赋也。”“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和置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短短三十多年，南宋政府就使其收入增加三十多倍，可见当时对财赋的需求之迫切和赋敛之残酷。如果把如此之高的赋税政策仅仅当作短期内的应急之用，并且在金朝的军事威胁缓解或局势缓和时尽行废除的话，并不会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南宋历史上这样的机会并非完全没有，但这些苛捐杂税还是被固定下来，成为了农民的长期负担。不但农民被搜刮一空，激起民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产关系的倒退，农民地位的下降也阻碍了农业的再生产。甚至在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人稠地狭、经济发达但也搜刮甚重的地区，农民迫于生计不易，竟出现“生子不举”的现象。到了更加黑暗的南宋后期，地方官“及正官交割后，其用益窘，有请于朝，久无画降，其人至投缳自杀，以求得免。”赋敛是南宋政府的要务，地方财政专运至中央后，地方赤字之巨、百姓之贫困竟达到如此程度：官吏甚至有敛财不足而自杀者，这绝非为民请命，而实在是无可搜刮。中央搜刮地方，地方搜刮百姓之彻底性由此可见一斑。南宋财政很大程度上毁在其竭泽而渔的搜刮政策。 南宋高宗朝末年的岁入达一亿贯，孝宗时尽管财政开始由盛转衰，其岁入仍达六千五百万贯，都高于北宋的最高值--神宗时的六千万贯。南宋的版图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可它的财政收入竟有如此之巨。论其中缘由，既有北方人口的大量南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也有南宋的赋敛上做出的努力，还有个原因是南宋货币的相对贬值。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史料可以说明：宋末吴咏言：“一斗之米，向者百钱，今九倍其值矣；一遢之绢，今五倍其价矣。”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尽管单从数额上看十分巨大，但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其实际经济实力能否超过北宋还值得商榷。南宋横征暴敛的结果仅使其有招架之力，勉强与北朝划江而治，南宋无力收复中原的原因中，经济实力的不足也应占重要地位。 理财措施对根本问题的回避反而致使财政问题愈演愈烈。“咸淳三年，京师籴贵，勒平江、嘉兴上户运米入京，鞭笞囚系，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在灭亡前夕，财政危机使征自农民的赋税以远不能满足南宋政府的需求，不得已开始将赋敛的范围扩大至富户和官僚，这是其赋敛政策彻底失败的表现，也是赋敛政策继续发展的必然。等到实行公田制，贱买官僚地主的土地，一举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北宋实行的优待士大夫的政府，即开创了一个比较文明的政治环境，但也纵容了不少士大夫骄横跋扈、为非作歹，南宋吏治的败坏，使它的负面性逐渐占据主流。大部分南宋末年的官吏都变得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缺乏责任感。官员们被剥夺掉财产，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也导致其中一部分人的离心离德。元军灭宋时各路府军望风而下，不少官员屈膝投降。 所以，南宋时期财政危机的源头还是其处在长期战乱中的不利环境，北宋积累下的危机最后在南宋进行了总爆发。南宋政府错误的理财措施又压制了经济的发展，以加重赋税为核 心的政策只能应一时之需，从长远看是必定失败的。任何朝代，如果仅依靠赋敛来解决财政危机，莫不是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加速灭亡的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