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垂拱二年（686），唐朝廷封高藏之孙高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元年（697）……委其统摄安东旧户，事竟不行。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笔者认为所谓的“高丽旧户”并非当地的高句丽土著，而是那些曾被强制迁往内地，现在又跟随高德武来到安东的高句丽贵族。他们不甘心做唐朝统治的工具，而又无力反抗，于是便分别投往突厥和靺鞨，使高氏嫡系不复存在于唐朝境内，导致了“高氏君长遂绝”的局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首先，从现存史料来看，自高德武以后，就再没有高句丽王族做过安东都督府的都督。其次，在景云中，“（默啜之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高丽大酋高拱毅，合万余帐相踵款边，诏内之河南。”《全唐文》卷二十一《赐高丽莫离支及吐谷浑等大首领爵赏制》称：“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高丽大首领高拱毅等：或辽海贵族，或阴山宠裔。”由此可以基本断定：高文简和高拱毅等人就是十几年前逃到突厥去的那批高句丽贵族，而那次逃亡只不过是发生在前高句丽贵族层中的一次小规模“叛逃”而已，对当地的政局和种族构成并无太大影响。 至于被徙往“内地”的高句丽人的分布和构成情况，《旧唐书•地理志》：“（贞观）二十年（646），铁勒归附，于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新唐书•王晙传》载王晙上书云：“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旧唐书•职官志》：“凡关内，有团结兵，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这些记载表明有大量的高句丽人被安置到了关内、河西诸州的空闲之处。他们被单独编成州郡，基本上集中聚居，还组成了团结兵，为唐守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安史之乱以前，唐境内的高句丽人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地区：其一为唐东西两京及其附近的的河南、关内和河西地区，并以关内、河西地区最为集中。生活在这些区域的高句丽人主要是以高句丽王族为首的前高句丽上层贵族和武人势力。唐朝把他们安置在这里，一是为了就近控制，二是利用他们的武力御边。其二为山南、江淮地区。这一区域的高句丽人是一些普通的高句丽酋长和富民豪强，他们对唐的威胁相对较小，又拥有一定的财力，所以被安排到这里进行开发，从事农业。其三为营州、幽州地区。这一地区的高句丽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两燕以来遗留下来的高句丽人，另一部分则是被唐释放的低级战俘，处于原高句丽社会的低层，对唐的威胁最小。 二、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的形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安史之乱以前著名的高句丽裔人物都出于河西、关内一带。姑且不论泉男生父子这些最早投降唐朝的高句丽上层贵族，比如稍后的高仙芝，“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二十余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王毛仲，“本高丽人也，父游击将军。”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活动区域为关内、河西一带，一是从他们的父辈开始就在唐的西北军镇效力了，据此基本可以推断他们就是被安置到灵州大都督府高丽州的前高句丽贵族和武人的后裔。至于王思礼，虽然史称其为“营州城傍高丽人也”，但从《新唐书•东夷传》的记载可知，在仪凤二年（677），唐朝廷任命前高句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让他返回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王思礼的先人当是于此时先被遣回营州地区，然后又被安置到了关内、河西一带，所以才有了籍贯为营州，父子却俱为朔方军将的情形出现。由于这些人的特殊家世和武力才能，所以在唐朝军队中能很快得到重用和提升。 而居住在营州地区的高句丽人则完全不同。就前后燕时期高句丽战俘的后裔而言，经过北燕时期高云称王，隋初高宝宁之乱，以及后来中原王朝长期对高句丽的战争，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和势力已大为削弱。就被唐朝强制迁往营州地区的高句丽战俘而论，他们中除了一小部分是“立功”的酋长之外，绝大多数为下层平民，既无武力，也无财用。因此尽管他们大量加入到了平卢军中，但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基本上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在军中的最高级别也不过是中下级军官而已。如“侯希逸，营州人。……天宝末为州裨将，守保定城。”“高丽人李怀玉（李正己）为裨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