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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境内高句丽人的来源、分布与构成 唐境内高句丽人的来源与分布和古代高句丽国家的崛起、扩张以及与中原王朝的冲突密切相关。高句丽兴起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骊)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高句丽是一事农、尚武之民族。由于立国荒僻，地薄民贫，依靠自身的农业不足以自存，再加上东为大海，北为冻土地带，从其立国之初就把西进、南下作为了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而不断和中原境内的各王朝发生冲突。因此，王小甫教授就指出：“自立国以后，历代高句丽王均奉行对外积极进取的政策。” 高句丽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曾遭到两次重大挫折，一次是在曹魏正始（240～249）年间，被幽州刺史毌丘俭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次是在342年，前燕大军攻破高句丽王城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县西北通沟），“发（高句丽王）钊父乙弗利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大批高句丽战俘进入了以后中原大一统王朝境内。在之前的319年，“高句丽将如奴子据于河城，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余家。”在之后的400年，“（后）燕王盛自将兵三万袭之，……开境七百余里，徙五千余户而还。”到400年为止，至少已有6-7万高句丽人进入了前后燕的统治区域。 关于这些人的分布，根据前后燕的传统做法，应主要分布在首都大棘城和龙城附近一带。一是因为燕国的幅员狭小，可耕地主要集中在首都一带，二是为了便于加强对这些外族战俘的监督、控制和利用。《晋书》载记第八《慕容廆传》：“（慕容廆）率骑讨连、津，大败斩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之后慕容皝攻克襄平，“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置和阳、武次、西乐三县而归。”为此记室参军封裕进谏：“（殿下）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但慕容皝并未听从此“徙戎”之议，大量高句丽、百济等异族人户仍然“狭凑”在都城附近地区。因此在前后燕时期，在以后的营州地区当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聚居，具备了形成一定势力的基础。学者已经指出：“407年后燕鲜卑慕容氏被推翻，首先代之为王的竟然是高句丽人高云！……高云得为燕王，反映出高句丽移民在当地已然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从北燕灭亡到唐朝建立的近两百年间，营州地区几经战乱，民族成分变动复杂，当地到底还有多少高句丽人已不可考，如果考虑到高句丽尚武、事农的特性--事农则重迁，尚武则具备一定的自保能力，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即使到了隋末唐初，营州地区仍然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居住。不过，唐朝境内高句丽人最主要的来源恐并不在此，而在于唐和高句丽历次战争之后强制迁入的人口。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高延寿战败，率全军十五万余人投降，太宗封其酋长三千五百人为官，徙往“内地”。根据唐朝廷安置高句丽人的通常做法，这批人很可能被迁到了东西两京附近地区，以便于控制。同年十月，唐军班师，随军的还有高句丽降口一万四千余人，这些人被先头遣送幽州集中，准备赏赐将士，但“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这些人当被就近安置在了幽州和营州附近地区，成为了唐的编户齐民。 总章元年（668年），高句丽平定，唐朝廷又大规模、有组织地将一批高句丽遗民徙往内地。《旧唐书•高宗纪》：“（总章二年）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又《旧唐书•东夷传》：“（唐）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乃遣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其后颇有逃散。仪凤中，高宗授高藏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可见唐平定高句丽后，在其旧地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军事管制的统治模式，当地的最高统治权掌握在由朝廷任命的军事长官手中，而基层则由华人和投降唐朝的原高句丽酋长共同治理。因此，被强制迁往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的高句丽遗民并非普通百姓，而是不和唐朝廷合作的高句丽贵族、酋长以及一些富户豪强，也就是说，被强制迁徙的是拥有武力与财力的前高句丽统治阶层，而留在当地及营、幽二州的则主要是一些唐朝廷的合作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百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