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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南方的史料中频频出现所谓的额外之兵的记载，它从一个侧面表明南方兵额的严重不足。譬如《全唐文》卷773李商隐《为荥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中谈到桂州的军队：“臣当道系赦额兵之一千五百人。内一千人散于西原防遏，三百人扭在邕管行营。入界内分捉津桥，专知镇戍。计其抽用略无孑遗。至于坚守城池，备御仓库供丞执掌，传递文书，并是方圆衣粮，招收驱使。其安南行营将士，皆是额外人”。对于南方边境的桂州尚且如此，至于南方其余的“顺地”，它们的情况应该与桂州差异不会太大。 唐中叶以后，南方地区“土军”军力之寡弱往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现以和州为例，《刘禹锡集》卷8《和州刺史厅壁记》载：“案见户万八千有奇，输缗钱十六万，……州师五百……十又六戍”，可见此时的和州大约有兵五百人。而咸通十一年十二月，庞勋的义兵攻打和州时，剌史崔雍不战而降，由于他“命军士皆释甲”，除“所爱二人为子弟乞全之，其余惟贼所处”，造成“杀士卒八百余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和州所拥有的士兵数量也不过一千人左右。而同年的九月，庞勋军队攻打宿州时，“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战，……而城中无复余兵”，则可断言宿州的军队当在五百人上下。宣宗大中十三年，兵力匮乏的明州不过“有众百人”，整个浙西也仅仅“见卒不满三百”；面对着拥众三万之众的裘甫所部，诸道虽纷纷出兵增援，增援的兵力也不过维持四百人的规模而已；而此时的宣歙道不过以“三百人赴之”。大中二年的邕管只有军士三百，桂管不过保持在一千五百人的规模。至于“控淮、肥之川，压荆、楚之要”的寿州由于处于江淮漕运的特殊地位，其兵力稍众，但也不过“带甲四千人”。据有的学者估计南方的军队，其数“大体而言，每州军额显然不多，一般不超过一千人”。另，文宗太和年间，虽有鄂岳训练“万卒”的记载，但其真实性颇成问题，通过对南方藩镇、诸州拥兵的情况分析，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致的推断，笔者认为这不过是文人恭维的溢美之辞而已。即便鄂岳“万卒”的记载属实，也与北方地区，譬如忠武、河东等“地雄兵众”之地动辄精甲六万、十万比较起来也相去甚远，故南方“土军”军力寡弱之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严重的是南方“土军”战斗力的低下，且由来已久。安史之乱期间，岭南西道之兵北调驰援中原战场，造成辖内“溪洞夷僚”乘势作乱，他们攻陷城邑，占据会府所在地容州，由于朝廷不愿增加“土军”的兵力，因此“沦陷”之地长期不能收复，致使包括元结在内六任经略使不能到官署上任，“皆寄理滕州或寄梧州”。其后的藩帅，不得已以私财募兵会府才得以克复。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盗不盈百，即州将失守”。如果说这只是特定时期的个案，那末，在随后的时间里，南方的状况应该会有所改观，而事实上，南方土军“人不习战、甲兵朽钝”的情况一直在持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在前述咸通元年(860)的裘甫之乱中，“土军”的虚弱之态再次暴露无遗。裘甫初起之时，有众不过百人，而当时的浙东观察使郑祗德令讨击副使刘勍、副将范居植领兵三百，与台州合兵一处共讨裘甫，但是人数颇占优势的官军却惨遭败绩，范居植战死、刘勍仅以身免。后来，郑祗德重募新兵与裘甫之众再战，结果仍是“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又，唐代号称雄藩的荆南，在面临义军大兵“寇境”危殆的形势下，“以文学进，不知兵”的节度使杨知温竟然以“不设备”之状态去“应付”王仙芝的咄咄怪事，其结果必然是荆南镇的失守。 总之，唐代中后期南方土军的“团练化”、土军统领官员的“文职化”、土军军力的“薄弱化”是该地区地方军事最为突出的问题，从中央方面而言，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南方的养军费用低廉，从而能够以更大的财力支持中央，同时减轻地方独立化问题的困扰，有利于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就地方而言，正是由于军力的薄弱与战斗力的低下，使得南方的社会动动，本地的军队难以扑灭，不得不借助于外部军事势力的加入，同时为唐末南方社会普遍动动埋下了祸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