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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鞔漕、通商”的淮南，“地连襟带”与“控诸蜀塞”的山南(东西)，“镇荆蛮、压江汉之上游，总吴楚之都会”的荆南，“郡连戎焚，地接巴黔”与“统押近界诸蛮”的两川外，这些藩镇在唐中期以后除了个别时期，它们一直设置节度使。然而处于溪洞夷僚杂居之地的岭南西道、容管、桂管、安南采取异于内地的经略使。其余南方的藩镇由于其“国用取资之地”的地位，在代宗大历初年以前，为适应重建和平的需要，纷纷易节度为观察。根据吴廷燮的《唐藩镇年表》卷四——卷七所载，南方地区包含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荆南、淮南、两浙、宣歙、江西、福建、鄂岳、湖南、黔中、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岭南东道、岭南西道、容管、桂管、安南，共有藩镇十九个，其中长期设置节度使的有荆南道、淮南道、山南(东西)道、剑南(东西川)六道，约占藩镇总数的31.6％；长期设置经略使的有岭南西道、容管、桂管、安南四道，约占总数的21.1％；而长期设置观察使的有两浙、宣歙、江西、福建、鄂岳、湖南、黔中、岭南东道九道，约占总数的47.3％，考虑到唐代观察使设置的区域性特点，如果除了南方的江淮之地，北方也只有京畿、陕虢长期设置，此外再难寻觅其它地方设置观察使的踪影，由此不难明白南方观察使的主体地位以及藩镇廉帅化的特征。 其二，藩帅任职人员的文职化。它不仅体现在中央历次颁布的诏制中，屡屡不厌其烦地提到观察使的儒者身份，如朝廷曾经称赞桂管观察使严谟“操行端和、文学精茂”；浙西观察使李栖筠“秉礼义之宗，其学博而精，其文简而当”；桂管观察使郑亚的“识洞古今，情惟端愿，富三冬之精学，控六变之雄文……早异甲乙之科，雅有词华之荣”；浙东观察使李讷“实为君子之德，华以才士之词”；黔中经略使李坰“文行器业，……洽闻善政”等等，不一而足。 强调观察使的文人身份，当然决不限于朝廷的诏制，有时在颇具私人性的诗文、题咏、祭文、行状、碑铭、甚至笔记小说中也不忘突出其清流的出身、文人的旨趣、或者作为儒臣的经历。如江西观察使裴休“敷文行政教之余，得六度三乘之奥”；福建观察使李诲“州良牧帅瓯闽，曾是西垣作谏臣”；湖南观察使李当“自中书舍人，乘廉车问俗湖南”；福建观察使何士干：“文场摧锋，结绶王畿，抬遗丹阶，危言匪躬”；广(岭)南西道节度使郑愚“雄才奥学，擢进士第，扬历清显”。在这文章里观察使几乎成了“儒帅”的代名词，从中不难窥知中央在南方推行以观察使为藩帅的良苦用心。需要强调的是，南方为数众多的雄藩巨镇，即便是以“文武之柄，方镇为大”的节度使也多由文人担任，如东川节度使卢商“亟长宪者，委登廉车，总十连之阜殷，澄六郡之风俗”；岭南节度使乞于泉，在元和朝“以文学德行升为甲科，朝拂缨，抑扬官阀，张羽仪为省署，焕辞藻于纶闱”，期望他能安抚黎庶，且“宣恺悌之风，著循良之迹”；山南东道节度使郑涯，曾为御史大夫，他“自晨明晓对，建礼晨趋，参密命于北门，演纶言于西掖。屡解交于都坐，兼尹正于二原，……洎登车按部，仗节总戎，移风佩犊之饶，洁己挂鱼之操”。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自艰难以来，(江淮)未尝受兵，节度使皆以道德儒学”的真实可信。 至于那些地位重要的藩镇，如淮南、西川、浙西等镇更是文人的天下，节度使几乎非宰臣不授，故成了宰相的回翔之地。如《全唐文》卷753杜牧《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说“故命(淮南)节度使，皆以道德儒学，来罢宰相，去登宰相……自贞元、元和以来，大致如此”。又，淮南节度使杜亚“识精体要，学究宗源。回翔省闼，表弥纶献纳之勤；践历方州，著清净循良之称”。经略使当然也不例外，如称容管经略使李景仁“儒学上流，簪缨雅望。自还郡印，复坐卿曹”。 文学进身，他们“词学为门，员廉作吏”，而以武将的身份被任命为刺史极为罕见，如《文苑英华》卷411李谿《授康君立等诸州刺史制》称：“敕：‘康君立等，夫文吏以儒术自进，而牧人养物，固其所也；而论者犹或嘉之。而尔等各以军功干郡政，可谓难矣’”。综上所述，不难想见南方诸道的藩帅，不论他们是节度使、观察使抑或经略使，甚至包括管内州郡的刺史，他们由儒臣、循吏出任决非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由此可知南方“土军”统领官员明显的文职化倾向。 三、唐代中后期南方“土军”军力的“薄弱化” 南方“土军”军力长期薄弱化，它不仅表现在军队数量的寡弱，更表现战斗力的低下。自唐初以来，军事上，着重强调军队“虚外守内”的职能，只在国家政治中心的关中、国防前线的河东、河北之地屯集重兵，而南方地区则很少设置军府，因此，这里的兵力始终薄弱。安史之乱后又一向是唐王朝的“顺地”，长期以来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法令，无论在大历之际的“军镇逃亡者不补”、“定诸州兵”还是元和、长庆之际的“销兵”无不如此。尽管，长庆及随后进行的销兵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但对于中央直接控制下的南方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大和三年十一月，文宗虽念念不忘要求诸道、诸州将吏的“务从简省”，这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徒为一纸空文的情况下，给人的感觉似乎专为南方而准备的。如：大和中，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洧上奏“准诏停减军卒千余人”；浙东同样“准诏，停老弱官键，收衣粮”。这些材料有力地说明了南方对中央销兵政策是认真执行的，由此造成原本兵力不多的南方，其“土军”的军力进一步的薄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