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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海军装备，战船远距离作战兵器主要有大型绞车弩和炮车，近距离作战的兵器则有弩、弓和拍竿。《通典兵五》记载唐军陆战时建有弩台，台上置“弩手五人，备乾粮水火”，这与前述绞车弩必须放置高处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的要求是一致的。弩用于海战，装置在楼船上层，梯级分布，可收既集中使用又充分利用之效；炮车，虽为远射兵器，但一般只需在平地安装，故用于海战，则可装置在下层甲板上，车轮炮亦然；用于近战的拍竿则装置在船舷周围。如此，则唐初主力战舰大型楼船的作战配置是：上层配置强弩兵，中层配置弓、弩兵，下层甲板配置炮车兵，船舷周围则配置拍竿兵和弓、弩兵，底层配置水手操船，所需战士员额当亦不菲。当然战船也会因其大小、层数多少、战舰性能、任务而对舰载武器和战士有所增减。 660年，唐大将苏定方率10万大军渡海东征百济。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对海军来说不仅要扫除海上障碍、掌握制海权、护送陆军渡海、确保海上后勤补给线的畅通，而且要配合陆军溯江进攻，克敌制胜。据史料记载，大军平安到达白江两岸，而后海军“乘潮而上，舳舻衔尾进，鼓而噪”，配合陆军，速战速决，三日攻克其王城，俘虏其君臣（注：《日本书纪》卷二六“齐明天皇六年” 条引“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苏定方率舟师军于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同年十月条说“覆我社稷，俘我君臣”。），月余凯旋，海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若无强大的实力、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这些都无法想像。 663年8月的唐日白江之战，唐军大胜，从战术上来讲也有可得而述者。当时的战场在今锦江下游河口处，离海尚有一段距离，河道弯曲，水流较急。唐海军配合陆军从上游的熊津出发，包围百济驻守的处于下游的周留城，并封锁河口，阻止日军从水路增摇周留守军；日本海军从外洋赶来解围，妄图凭藉数量优势以勇取胜，妄信“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条），贸然率远来部伍不整之军进攻唐朝海军既设之阵地；唐朝海军则因势利导，在击退日军先头舰队后故意示弱，不予追击，而在河口构筑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凭藉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处于水流上游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河口水域不便于大规模舰队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等待日本海军舰队一哄而上、拥挤于河口内狭窄水道而无法散开的有利时机，发挥唐舰技术优势，左右夹船绕战，运用火攻，速战速决，大获全胜。那么日本海军为何要涌入白江口内而不在口外迎战呢？当是其急于解周留之围，因为周留控扼白江咽喉，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不入内河，无以解围，船少又不足以撼动唐军，故此致败。从双方装备和形势来看，双方战术当是：日本舰队企图凭藉数量优势，一拥而上，聚歼或逼退唐海军；唐海军则因势利导，以战斗力强但大而不便的楼船、海鹘居中构筑阵地迎敌，以战斗力强又机动灵活的斗舰、走舸从左右两翼出击迎敌，夹船绕战，迫使日舰汇集于中间，然后实施火攻，利用火舫顺流而下，冲烧敌阵，并以弩、炮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等，油助火威，风助火势，迅速击败日军。此战显示：唐朝海军不仅装备、航海技术比日本海军要先进，战术运用也更得宜，甚至对气象（指天气、风向）的利用也比日军强。 海军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集中的体现，技术决定战术，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为唐初海军提供了较多而适宜的战术选择，这是其获得卓越战绩的根本保证。正如竺可桢先生所言，“未有科学不兴而能精于战术者，亦未有战术不精而能操胜算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古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