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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也不作美。就在此时，天象还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从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四月，京城滴雨未下，朝野纷纷传言，这是老天爷对王安石改革的不满，只有废止改革，天象才会正常。四月初六，神宗神情严肃地下诏宣布：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的施行。 诏下后不久，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神宗当时震惊异常，呆若木鸡。王安石也在雨中呆若木鸡。这场带有警示意味的雨可以说彻底浇灭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一声叹息，泪如雨下。 改革的最后失败其实来自王安石集团内部。因为这个在史上被称为"熙宁新党"的王安石改革集体汇聚了一批来路不明、各怀理想或野心的人。他们在王安石的旗帜下，在历史狐疑的眼神背后，从事着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他们是- 吕惠卿。这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对王安石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人。吕惠卿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经过欧阳修的推荐，王安石对此人如获至宝。在这场改革的开始，吕惠卿也确实对王安石投桃报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他牵头搞出来的，但是到最后，野心家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这场改革。 程颢。理学家，当朝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古法，强调抑制豪门大户，是王安石改革集团最初的理论旗手及策划人。刚开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论上的分野还不算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程颢以王道仁义之心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和王安石取法先贤富国强兵之术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人打起了口水战。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上壁"，程颢回击王安石"参知之学如捉风"。口水战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严重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争论的结果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程颢负气出走。 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友曾巩的弟弟，时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和吕惠卿一起策划相关法案。由于吕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与他结怨。但导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还不是吕惠卿，而是另一个姓吕的-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吕嘉问与吕惠卿走得近，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问题。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调查此事，曾布一时头脑发热公报私仇，回来向皇上汇报时夸大了吕嘉问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将此二人都革职了。王安石改革集团从此没有了曾布的身影。 其实抛开具体的人事不谈，单从历史的大法则入手，也可看出这场改革实在是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王安石设置的"青苗法"规定：政府在插秧期以低利贷给自愿借资金的农民，农民收获时再以两分利息还给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政府的资金，杜绝豪门大户的高利贷，这样一来，豪门大户失去了获利的机会，自然要将怨恨集中到王安石身上了。 当然"青苗法"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这个"法"最大的问题是操作性极差。"青苗法"虽然规定政府只取二分利息，但农民最后实际付出的包括手续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却高达七八分，这样一来竟比高利贷还高出许多，农民从"青苗法"中没有取得什么好处，自然也就无法从这场改革中受益了。 还有"方田均税法"。一直以来，豪门大户兼并大量的土地却不纳税，王安石却要丈量他们的田地，追查田地真正的主人，再要他们如实纳税。这种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无异于虎口夺食，王安石因此得罪了天下的豪门大户，此举也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开场难，收场更难 王安石走了，一个王朝轰轰烈烈的改革似乎就要这样草草收场，但是神宗却发现这场改革开场难，收场更难。 改革的缘起是因为存在内忧外患，为增强国力不得不改。而现在经过这一番充满争议的改革之后国力不但没有增强，还搞得举国形势一片混乱。一句话，内忧外患更严重了。如果就此不改革了，这个王朝将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改革以图自强的话，那么后王安石时代，谁才是力挽狂澜之人？ 神宗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非司马光莫属。司马光老臣谋国，而王安石性格毕竟太偏激，差点误了国事-不，已经误了国事！神宗有了这一层考虑之后，马上下诏起用司马光。 但司马光却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他在写那本著名的《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写完了，司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马光从洛阳出发的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而司马光本人也已71岁，改革接下来该怎么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没底。 司马光来到京城，接见他的是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个守旧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但是司马光对她说："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毫无疑问，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个务实的人，他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并最终使北宋这条破船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司马光是不希望这个王朝变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