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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没有完全被平定的强大地方割据政权，高句丽似乎应该在百济战事期间有所动作，以牵制唐朝中央政府，但它在战时并没有对百济进行有效的协助。 大唐帝国在征讨百济的前一年，即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年底，已经对高句丽进行了一轮军事打击，大唐铁勒籍将领契苾何力率薛仁贵等名将在横山(今辽阳附近)击败高句丽。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唐军攻势凌厉。 结合大唐高宗对来到洛阳的日本使者所做出的“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的决定，可知征讨百济拯救新罗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次筹备已久的军事计划，而东征高句丽则是一次军事警告。事实证明，高句丽在西面受到了强有力的军事压制，陷入军事被动，自顾不暇，已经没有余力对百济进行军事援助。 史料记载，大唐出兵百济之际，日本大和朝廷接见了高句丽一支多达百名成员的使团，并与之进行了紧急磋商。这支使团直到百济战争接近尾声才离开日本。 由此可见，日本的最终出兵，与高句丽的居中斡旋、怂恿也不无关系。 当时的日本大和朝廷没有立即派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大和朝廷正在本国东北方向与虾夷人作战，而它派往唐朝的使者已被高宗皇帝果断扣留。大唐朝廷已经清醒认识到，使团作为一种合法的情报搜集机构，很可能会对唐军推动百济战事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高句丽与日本之间隔有新罗、百济，日本没有任何借口以陆上途径出兵协助高句丽。 但日本的出兵意志也已露出端倪，甚至已经开始秘密赶造运兵船只。 平定百济的捷报很快传至洛阳城，大唐高宗及帝国上下对苏定方的战绩感到由衷欣慰。 百济战事的顺利结束对于整个帝国意义重大： 第一，大唐在隐忍多年之后在帝国东北方重塑国威，为属国新罗洗雪国耻； 第二，清除新罗反抗力量，也就意味着割据政权高句丽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这将为接下来平定高句丽的战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意味着隋及唐初未能完成的宏愿将在高宗时代得以实现，辽东作为中华帝国神圣不可分割之地将再一次回归到中央政府怀抱。 8月，高宗皇帝下诏，“赐天下大酺三日”，以示庆贺，并于中秋之日命人撰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中秋，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常，对于唐朝人来说更是良辰吉日。大唐高祖年间，李靖将军征讨匈奴得胜，即于中秋节凯旋长安城。 为解决百济战后事宜，高宗皇帝再下诏，将百济原五部三十七郡改设为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马韩(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东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德安(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恩津面)、金涟(不详)五个都督府。 熊津都督府下辖熊津、东明、带方等八州，治所在熊津州。后来又将五个都督府全部合并为熊津都督府。从此，百济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在法理和事实上彻底成为历史的烟尘，其领土终于划入大唐版图。 与此同时，王文度被任命为熊津都督，全权负责原百济地方的军政事务，抚纳百济残党，并招募平定高句丽的奇才良策。 9月，苏定方将军从朝鲜半岛经由海路而后陆路回到东都洛阳。 原百济王扶余义慈、王妃恩古、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在内的十三名王族成员，七百余名原百济高官、将领，以及大约一万两千余名原百济上层人士，也被带回大唐。 数年之前，百济一意孤行，与高句丽合作，攻占新罗大片领土，对百济王室来说，唐高宗那句“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犹在耳旁。 高宗皇帝对百济王室进行了一番象征性训斥之后，进行特赦，并给予高规格的政治礼遇，这批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百济籍人士从此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内。 不久之后，扶余义慈去世，高宗皇帝特别下诏赐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并特许其旧臣送丧赴哭。扶余义慈被葬在大唐名将秦叔宝墓旁，唐朝人为其树碑立传。 日本使团在唐军平定百济捷报传至朝廷一个月后被解禁，在洛阳则天门，他们目睹了苏定方押解旧百济王扶余义慈等贵族成员班师回朝的情景。随后，日本使团离开洛阳，顺着西南季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苏定方归朝之后，留下左骁卫郎将刘仁愿率领一万唐军驻守泗沘城，暂时代理新罗军政事务，新罗方面则由王子金仁泰等率领七千新罗兵马配合镇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