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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没有外援，隋炀帝却并不在乎。高句丽蕞尔小国，隋倾全国之力，以大击小，必将势如破竹。隋炀帝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认为只要隋大军齐集，吓也会吓得高丽王屈膝投降。同时，隋炀帝也有意向包括东突厥、倭国等不驯服者在内的四夷显示力量。征辽之役与其说是征讨高句丽，不如说是杀鸡给猴子看，在击灭高句丽的同时，炀帝要一举威服四夷，建立大隋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朝贡体制。 也正因为如此，隋炀帝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军事调动。炀帝的期望值很高，试图通过充分显示大隋国力，调集庞大军力来威吓高丽王，“胁令入朝”，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高句丽王就范。大业七年（611）夏秋之际山东河南发生大水灾，漂没30余郡，但这并没有改变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决心，大规模集兵继续进行，炀帝并决定御驾亲征。 按照古礼，巡狩亲征有造庙致祭之礼，据《隋书·礼仪志三·军礼》记载：“大业七年（611）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干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墙，行宜社礼。帝斋于临朔宫怀荒殿，预告官及侍从，各斋于其所。十二卫士并斋，鄣衮冕玉辂，备法驾。礼毕，御金辂，服通天冠，还宫。又于宫南类上帝，积柴于燎坛，设高祖位于东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辂，祭奠玉帛，并如宜社。诸军受胙毕，帝就位，观燎，乃出。又于蓟城北设坛，祭马祖于其上，亦有燎”。隋炀帝的御驾亲征大讲排场，军礼仪式如此隆重，各国使节及诸藩王驻足观看，其实就是向四夷发出警告，不向大隋天子低头是绝无好下场的。对于隋炀帝来讲，这场战争只能嬴不能输，也只会赢不会输，炀帝本人对取胜没有半点怀疑，所以不仅御驾亲征，而且带上各国使者前往观摩。 大业八年（612）正月辛巳（初一），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治今北京市），总计达1133800人，号称200万。这么多军队在辽东一隅其实无法展开，也用不着，反倒徒然增加了后勤馈运的困难。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供输军粮等物资，其数比军队还要多。隋炀帝亲征还带着后妃宫女、公卿百官及僧尼道士、仪卫鼓吹等，这架式那象是去打仗，简直是在演戏。炀帝只期望以大军压境而令高丽王胆寒，以求不战而胜[39]，其实并没有认真从军事上仔细研讨战略出军战术。 也有人对如此兴师动众而又滑稽的征讨提出异议，出来谏止。如右尚方署监事耿询随车驾至涿郡时，即上书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炀帝得书大怒，要将耿询问斩，幸何稠苦谏才得免[40]。给事中许善心也上封事谏炀帝不必御戎东讨，结果也“忤旨免官”[41]。术士庾质被召到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县境）行在所，问以吉凶，炀帝问：“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庾质回答：“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炀帝对庾质劝导不必御驾亲征很不高兴，板起脸孔说：“朕今总兵至此，岂可见贼而自退也！”庾质于是分析说：“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42]。其所分折可谓切中时弊，很有道理，但头脑发热的炀帝根本听不进。 隋炀帝任命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前敌总指挥，从军事指挥员的角度，段文振也同意庾质“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的战略思想，而不同意隋炀帝的耀武威吓战术。他在其后出师途中遇疾，上表炀帝分析征战的天时地利人和说： 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百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43] 段文振的分析可谓极具远见，辽东地处塞外北方高寒地带，冬季严寒无法出兵，从时间上讲只有半年用兵时间，且夏季多雨，道路泥泞，行军住宿扎营很不便，加上路途遥远，以牛车人力车运送军需十分困难，军队越多后勤越困难，若不速战速决则自已就会陷于被动。开皇十八年（598）杨谅出师就因天时不利，“霖潦疾疫”，“馈运不继，六军乏食”，30万大军尚未接战即自行溃散，是为前车之鉴。对此，陈寅恪先生有独到分析：“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44]。由于天时地利不在隋一方，人海战术派不上用场，人再多也斗不过老天爷，所以段文振认为宜出奇兵，星驰速发，水陆俱进，直取平壤。可惜段文振在行军途中病故，未能肩负起前敌总指挥的责任，实际最高指挥者正是不顾天时地利人和头脑发昏的隋炀帝本人。 隋炀帝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战役的战术问题，在完成了一切调动之后，于大业八年（612）正月壬午（初二）正式下诏宣布讨伐高句丽，诏文直把高句丽王高元称之为“小丑”，轻蔑愤怒地声讨高元罪状，指斥高元不修职贡，无事君之心，无为臣之礼，掩匿怀奸，招纳亡叛，穿着靺鞨的衣服侵扰辽西，这些内容和开皇十八年（598）文帝诏责高元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诏文后半部指责高元内政不修，法令苛酷，赋敛烦重，百姓愁苦，冤枉莫申，则和当年讨陈檄文差不多。暴虐者不堪为国主，炀帝于是有理由协从天意，拯民于水火，“取乱覆昏”，亲总六师进行讨伐[45]。这就把隋军变成了王者正义之师。隋炀帝甚至把自已比作商效问罪的周武王姬发，成文王之志灭商纣，圣王当然要承先帝之志灭高句丽，“二代承基，志包宇宙”[46]。 隋炀帝的诏文是写给高句丽看的，也是写给四夷各国看的。为了扬威张大声势，诏文甚至公开了用兵作战部署，隋百万大军分成左右两翼，每翼又分为12路军，共24路，各路军队都要“先奉庙略，骆驿引途，总集平壤”。诏文云：“今宜授律启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深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侯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24路军全面展开，铺天盖地，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无法展开于24道上，各道相隔遥远，根本没有24条路可走，完全是纸上谈兵，虚张声势。诏文吹嘘隋大军为百战百胜之雄师，“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咤则风云腾郁”。且炀帝“躬驭元戎”，总其节度，控弦待发，摧枯拉朽，似乎一口就可将高句丽吞下肚子里。炀帝还要“解倒悬于避裔，问疾苦于遗黎”[47]，建立圣王可汗的不朽功业。 诏文最后称：“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梓，引之以恩，其余臣民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隋才任用，无隔夷夏”。隋炀帝不是立足于打，而是立足于抚，百万大军首先考虑的不是进击歼敌，而是先考虑如何接受敌人投降。因为在隋炀帝看来，面对如此强大的“圣王之师”，高丽小丑根本不敢负隅顽抗，投降是高句丽的唯一出路。于是乎隋炀帝又要求各路隋军，“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荛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而“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黎朕意焉”[48]。隋炀帝全盘公开军事部署，根本不关注也不讲究取胜的军事战略战术，而是强调义师形象。作为总指挥，隋炀帝导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出师仪式。 一月癸未（初三），隋征讨大军的第一军出发，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出其不意，而是大讲排场，要求步履齐整，“每天遣一军发，每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24天才使两翼24路军开跋干尽，结果是排成了一条长蛇阵，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冲击力。隋各路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24路军之后又有“天子六军”次发，前后相置“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炀帝又令诸军以帛为带，长尺5十，阔2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以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纪带”[49]。这样，光大军出发仪式就用了40天，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秩序井然，“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50]。然而，这那里是去打仗，简直就是武装大游行，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军事大检阅。 更有甚者，连绵千里的长蛇阵皆由隋炀帝“亲授节度”，每军设大将、亚将各1人。骑兵40队，每队百人置一纛，10队为团，团设偏将1人，并有仪仗队，“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棡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51]带这么多笨重的鼓吹乐器是干什么？当然不是为了打仗，这和隋炀帝即位之初下江南在江都制羽仪大陈文物，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在河西大摆鱼龙漫延之乐，是同样意思同一招式，即要用中华礼乐文明感召威服东夷，征讨不如说是巡狩。 由于根本没有立足于打，隋炀帝没有设想这会是一场恶仗，不是费心思去考虑如何克敌致胜的战术，却十分注重礼仪排场，当大军行至望海楼（今辽宁辽西县境），炀帝又于秃黎山设坛，祀黄帝，行禡祭，设轩辕神座，炀帝与诸预祭臣侍侍诸军将，皆斋一宿[52]。由于轻敌，炀帝甚至允许主将宇文述以妇人“家累”自随[53]。苏威年老，上表乞骸骨，想退休，炀帝不许，让他以本官领左武卫大将军从征[54]。二月甲寅（初四），炀帝又下诏：“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协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表彰从征官兵，并令郡县存问从征士兵家，使行役无后顾之忧[55]。 三月癸巳（十四曰），隋炀帝来到前线，因怕军将贪功出击，令各路军主帅有事皆须禀报，诸将互相牵制，不设统帅，不许擅自挥师挺进。炀帝自以为高句丽臣民见到隋军盛大架式必将自动瓦解投降，因此在每军设“受降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制，战时为监军”[56]。如左骁卫长史游元即为盖平道监军[57]。仗还没打，隋炀帝先把自已的军队捆住了手足。为防止百万大军中有人开小差，各军并发给幡旗数百，有事往回走者要执幡而行，无幡而擅离本军者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