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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频兴工役，大业五年（609）的大索貌阅虽搜括出大批人口，但仍感人役不够，有“总持菩萨”法号的隋炀帝这时甚至打起佛教寺院的主意。据唐人高临《冥报记》记载：“大业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释家史料记载了隋炀帝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废的诏令，拆毁寺院，沙汰僧尼，用于充工役，充实国用[35]。直到大业七年（611），裁汰僧尼的命令仍在全国推行。据《隋书·王文同传》：“及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狱。比至河间，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又悉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童女者数千人，复将杀之，郡中士女号哭于路”。王文同敢于“收系沙门”，“裸僧尼”，肯定是有上方的指示，但做过了头，民愤极大，被隋炀帝斩首，成为替罪羊。 大量裁汰僧尼也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为防止有人利用佛教聚众闹事，隋炀帝又将天台宗智者大师上首弟子灌顶召到涿郡，“远至行所，引见天宸，叙以同学之欢”[36]。炀帝还专门派遣员外郎崔凤举将道士王远知请到涿郡临朔宫，亲执弟子之礼[37]。随即，炀帝令跟隋着他的大批佛、道人士在涿郡摆起了四道场，为征人祈福，用以安抚人心。 隋炀帝还把鼓吹、乐队带到了临朔宫，在江都的各国朝贡使者也都来到涿郡，其中还有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吐谷浑王太子顺等。大业七年（611）十二月已未（初八），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来到临朔宫朝见，炀帝“备设天下珍羞，盛陈女掷，罗绮丝竹，眩耀耳目”，举办了盛大的歌舞宴会。由于隋炀帝对征辽胜利充满信心，招各国使者和藩属君王随军，就是要耀武让四夷领略大隋天子的威风，亲眼看一看不事藩礼的高丽王元的下场，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但让人疑惑的是东突厥没有遣使来也没有如约派兵参战，其时启民可汗已死，其子始毕继位，与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突厥骑兵善于在恶劣条件下作战，此前隋将韦云起曾率东突厥骑兵征讨契丹，大获全胜，这次征讨高句丽若得突厥骑兵相助，沿西辽河上游快速突击，对高句丽将会是致命的打击，在塞外广漠天寒地冻环境下作战，突厥骑兵的战斗力无疑优于隋朝府兵。但三次征辽竟未见东突厥以一兵一卒相助，这当然是大问题。时始毕可汗虽仍受隋册封，但关系己疏远，大业五年（609）始毕就没有如约派兵协助隋军西攻伊吾铁勒军。年轻的始毕可汗看到隋炀帝正着力扶植西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离强合弱伎俩已有警惕。另外高句丽既与东突厥通使，双方面对强隋在战略上共同利益更多，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始毕可汗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严兵不动，坐山观虎斗，这当然是对隋炀帝的不恭，但炀帝也暂且不能处置。 隋炀帝不能得到突厥骑兵助力，仅能邀得靺鞨渠帅度地稽所部有限人马从征，度地稽虽“每有战功”，但力量太小于大局无关轻重。在这场战争中，外藩诸夷多考虑自身利益，大多都只是作为观众。高句丽的世仇百济可谓是隋的天然战略伙伴，百济王余璋，对夹击高句丽也很有积极性，大业三年（607）就曾主动遣使请求征讨高句丽，炀帝令他“觇高丽动静”。但百济是小国，开皇十八年（598）贸然进兵不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在隋师败绩后遭到高句丽报服，当然要吸取教训，且余璋也深知高句丽若灭亡了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已，不如保持现状于己更为有利，于是鼠首两端，暗中与高句丽通款，反例“挟诈以窥中国”。大业七年（611），百济王余璋又假惺惺地遣使问隋炀帝征高丽的行期，实际上是为高句丽探听军事情报。蒙在鼓里的隋炀帝反而“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38]。翌年隋大军渡辽，余璋也集兵边边境，声言助隋，但实际上按兵不动，没有给隋军丝毫相助。 然而，虽然没有外援，隋炀帝却并不在乎。高句丽蕞尔小国，隋倾全国之力，以大击小，必将势如破竹。隋炀帝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认为只要隋大军齐集，吓也会吓得高丽王屈膝投降。同时，隋炀帝也有意向包括东突厥、倭国等不驯服者在内的四夷显示力量。征辽之役与其说是征讨高句丽，不如说是杀鸡给猴子看，在击灭高句丽的同时，炀帝要一举威服四夷，建立大隋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朝贡体制。 也正因为如此，隋炀帝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军事调动。炀帝的期望值很高，试图通过充分显示大隋国力，调集庞大军力来威吓高丽王，“胁令入朝”，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高句丽王就范。大业七年（611）夏秋之际山东河南发生大水灾，漂没30余郡，但这并没有改变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决心，大规模集兵继续进行，炀帝并决定御驾亲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