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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成、临、洮内附的党项部落，他们置于唐界之内，也是城傍。 以上我们论述了东北、北方及西北的城傍设置。《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九年四月甲辰诏略云：“诸道军城，例管夷落。”隶于军城的“夷落”，主要指的是城侧诸军，也就是城傍部落。有的州记载中并无旁侧这样的字眼，但结合下论大小州问题及诸道军城管夷落的通制，只要这些内附部落置于军城范围之内，就是城傍。但这种城傍是否只置于北方呢？唐后期蔡京曾发邕管“乡丁及旁侧土军攻邕州”，这种不同于乡兵的旁侧土军似为土蛮[12]；安南峰州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绾洞蛮，酋长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13]，亦类似城傍。唐在岭南、剑南是否也实行了城傍制度？唐后期或如体尚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只考论了唐代前期北方城傍。 二、有关城傍的制度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云： 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轻税诸州，高丽、百济应差征镇者，并令免课役。 笔者曾探讨过唐代轻税制度[14]，但当时着眼于赋税的角度，对“轻税诸州”的构成及特色并未涉及，这里结合城傍，试补充论述如下。 伯三○七八“唐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50一51行略去： 若于羁縻州及轻税州自首者，虽得良人，非本州者，亦不成首。 “羁縻州”与“轻税州”并提，可见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州。《唐大诏令集》卷一O七《诫励诸军州牧将诏》略云： 今诸蕃归降，色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 归降诸蕃分在蕃与入附两种情况[15]。在蕃者列置府州，汉官押领，为羁縻州府，入附者置于军州城傍，所列州府则为轻税州府。轻税州与城傍密切相关。 《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略云： （宇文融）乃与崔隐甫、李林甫共劾奏说，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而奏表其闾……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 《旧唐书》卷九七说传较略，只称“李林甫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受赃即指太原九姓羊钱事。太原九姓，就是上论的河东城傍铁勒九姓。《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略云： 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 据同书九七张说传，知说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使，八年王晙诛阿布思等，大同、横野军旁的同罗、拔曳固等不安，张说亲持诣部慰抚，可知张说曾以并州长史及天兵军使的身份，控制过朔、代州界内的铁勒九姓，李林甫等弹说贪太原九姓羊钱之赃，正是这些铁勒九姓所纳羊钱。据《六典》卷三，羊当是指附贯二年以上蕃户输羊，钱可能指初附者纳银钱，也可能指按白羊估折纳的轻货。总之，这部分铁勒九姓是纳轻税的。 从史籍上，我们并未看到唐对这部分铁勒九姓又裂置州府的记载，他们只是散居河曲诸州。那么裂置州府的内附蕃胡是否也纳轻税呢？回答应是肯定的。“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16]略云： B’4一雍州诸县及诸州投化胡家，富者[丁别] 5每年请税银钱拾文，次者丁别伍文，全 6贫者请免。其所税银钱，每年九月 7一日以后十月卅日以前，各请于大州 8输纳。 以往解释这条史料时，我将大州释为本州[17]，不确。而“大州”实为理解唐代轻税制度的关键词。据《唐六典》卷三户部郎官条，唐州分辅、雄、望、边、上、中、下数等，并无“大州”一种，那么文书中的大州指何种州呢？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略云： 庆州芳池州都督府，寄在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静、獯、王、濮、林、尹、位、长、宝、宁，并党项野利氏部落。 银州静边州都督府，旧治银川郡界内，管小州十八。 夏州达浑都督府，延陀部落，寄在宁朔县界，管小州五：姑衍州、步讫若州、嵠弹州、鹘州、低粟州。 这些党项、延陀部落被置于庆、银、夏等州界内，因其种落分置之州为小州，而包含这些小州的庆、银、夏州则为大州，也就是说，有城傍部落的州就是大州，大州所辖部落百姓纳轻税，这种轻税被交由管辖这些小州部落的军州〔大州〕。 经上论，城傍、轻税州、小州皆为对内附置于边州界内蕃族部落的称呼，以居处地而论，他们被安置于军州城之旁侧，故称城傍；以纳税而论，他们纳银羊轻税，故称为轻税州；以居处州的隶属关系而论，因内附蕃族部落所置州在边州界内，被边州包融，故又称为小州。将这些名称及其间关系解释之后，我们对城傍的理测可以进一步了。 唐为何要将内附蕃族置于城傍呢？首先，城傍的城指的是城郭，但不是一般的城郭。《新唐书》卷五O兵志略云： 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 “城傍”之城，即此种军城，为军事机构，“诸道军城，例管夷落”，可见夷落隶属于军城。将内附蕃族置于军镇旁侧附近，为便于控制，如铁勒九姓内附，唐置天兵军以制之；同罗等在朔、代州，置横野军汉兵三万人，名义上“以为九姓之援”，实际上则有防范目的。《曲江集》卷九《敕平卢诸将土书》略云： 两蕃残贼，余类仅存。联尝怀抚柔，冀其迁善，而数年之内，谋叛相仍……顷者所以列置军镇，递为唇齿．所虞在此。 内附蕃族军城旁安置，“递为唇齿”，正为防其叛乱。两蕃情况与城傍有所不同，但置军镇防犯的目的是一致的。 其次，北方内徙部落不置于城内，是这些部落的游牧性质使然。《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十月条略云： 毗伽又欲筑城，并立寺观，敦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 突厥的生活方式为逐水草，居处无常，因游猎生活而人皆习武，骠悍善战。不但突厥如此，铁勒、薛延陀、吐谷浑、党项、契丹、奚等也都主要以射猎为生。置于城傍，不城居，正因其俗。《曲江集》卷八《敕契丹王据捋可突干等书》略云： 部落初归，应须安置，可与守造审定，务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饶之所，适彼寒暑之便。 时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这部分内附契丹人为幽州城傍，安置时“依蕃部所欲”，择水草肥美处，适彼之便。《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置六州胡敕》略云： 古之降虏，皆置边郡，将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怀之德。 置于城傍边界内，正为遂北方民族畜牧之性。城傍部落以射猎游牧为业，故而轻税州以羊为税。 但内附蕃族对大唐帝国的最主要贡献并不在于羊钱，而在于城傍子弟作为唐前期各战场上所倚赖的冲锋陷阵的力量。《通典》卷一九O边防典吐谷浑条郭元振上安置吐谷浑状曰： 何如分置诸州，使每州皆得吐浑役使。 “役使”，主要指的是征行。《六典》卷三在内附蕃胡下注“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则体现了唐前期战争的主要特色。《唐大诏令集》卷四二《止和蕃公主入朝制》略云： 奚有五部，宜赐物三万段，其中取二万段，先给征行、游奕及百姓。 可见城傍子弟被征行及充游弈兵是极为平常的事。游弈，《资治通鉴》卷二O九景龙二年三月条胡注云： 杜佑曰：游弈……其副使子将．并久军行人，取善骑射人。 游弈兵为骁勇善骑射者充，西州城傍突厥骨逻拂斯维游弈首领，即是一例。可见城傍子弟不但多被征行，而且在征行兵中也是最骁勇善战者。轻税州部落百姓，即城傍子弟，因善骑射，每年秋冬二季集于本军（即所隶属之军，如河东城傍隶天兵军，朔方城傍隶丰安、定远军等），春夏放归部落，不占国家正式兵员名额，战时征行，自备鞍马，与边兵共同作战。唐将内附蕃族置于城傍，固然是因其便俗，也使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及以血缘为主的部落组织保存下来，而这二者，正是中国古代战场上战斗力强弱的关键。[18] 唐代武功卓著，世所共知，但唐代何种军事制度使前期在边境上开疆拓土，战功赫赫呢？战场上主要仰赖的是何种兵呢？府兵至开元时没落，被募兵制代替，募兵诚然是府兵不堪攻战后的主要军事力量。但唐东北、北方及西北战争看，同样不能被忽路至更为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就是蕃兵。《全唐文》卷三七玄宗蹾《答张九龄贺破突厥批》略云： 驰骋之骑，突厥颇强。弓矢之功，契丹称劲。 论骑射，游牧民族显然比汉民族更胜一筹。在边境战事中，唐大量发蕃兵作战，如贞观九年平吐谷浑，追随李靖的有“突厥、契苾之众”[19]，契苾即契苾何力所统部落，他们于贞观六年内属，“太宗处其部甘、凉二州”[20]，属甘、凉州城傍。突厥在贞观四年平颉利后，太宗用温彦博策，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21]，所置为羁縻州府，但突厥有大量南来，于边州安置，成为城傍者，《旧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思摩条记“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指的就是南来安置于边州城傍的突厥及胡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