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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傍由不居后逐水草的部落生活逐渐汉化，由隶部落酋长到部落寒人以武勇起家升为军将而隶节度使，由军镇兵补充到向额内兵转化，固有的城傍制度慢慢消失。但导致城傍最后解体的是安史之乱。 开天时城傍兵向定额兵转化，但边军镇城界内仍有大量城傍部落。安史乱后，安禄山拥所部兵起范阳，驱东北城傍挺进中原．《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所云：“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人据河朔，其部落无存者。”东北城傍成为定额兵分布于河朔三镇，幽州、营州界内的部落不复存在了。西北城傍随哥舒瀚讨范阳在潼关全军覆没，西北诸州陷干吐蕃，城傍制无存。朔方及河东城傍聚于朔方军麾下与安史抗衡，战事频仍、兵源紧张之时，朔方兵不再区分汉兵与城傍，城傍完全成了额内兵，北方城傍也不存在了。城傍的彻底消失，使大唐帝国的军事史掀开了另外一页。 唐后期也有内附蕃族置于边境内者，这些内附蕃族不但没有了唐前期的规模，而且这些蕃族兵马不再是城傍子弟，而是分隶诸道，成为诸道正式兵员（健儿）。如《唐会要》卷九八回纥条记载，“先是，回纥宰相温没斯特勒将其家属及麾下数千人来降……其军士分于诸镇收管，用壮骑兵”。这与前期维持蕃族部落营生，战时自备鞍马出征的城傍制度迥然不同。城傍是唐前期对内附蕃族的军事制度，它与府兵的兵农合一类似，只不过是兵牧合一而已。府兵瓦解、募兵制的发展引起了城傍制的变化，但真正使城傍消失的是安支乱后唐军事形势。 安史乱导致了城傍制的最后结束，但城傍对唐后期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义儿制上。唐后期及五代普遍盛行义儿制。《新五代史》卷三六义儿传序略云： 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虎＋武）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统一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 五代义儿更盛，故欧阳永叔从贬斥势力、尊崇气节的角度作义儿传，指斥“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的现象。这是宋代史家史观的体现。但若究唐后期义儿制出现之源，则可以发现，义儿制是城傍向额内边兵转化时出现的现象，义儿制是代替城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制的产物，它因城傍变化而产生。《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t： 范阳城旁奚也。故范阳将张锁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幼善骑射，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及禄山叛，忠志遁归范阳，禄山喜，录为假子。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略云： 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 李宝臣为奚部落寒人，为范阳将养子，可见早在安禄山养八千曳落河之前，东北边军已盛行养子制了。这种养子制的特点为“异类合为父子”，不限种族，由善骑射者组成，养于节帅、养于军将，这种养子制是由城傍部落组织演变而来的，是代替城傍部落的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新的军队组织形式。 能够与范阳兵匹敌的朔方军也情形类似。《旧唐书》卷一二O郭子仪传记载，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等寇京师后，子仪曰：“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郭子仪对朔方兵部曲而言，实为父主，同卷记载“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可见郭子仪与其部将之间的关系。不但部将如此，与仆固怀恩同来的回纥见子仪后，“皆舍兵下马拜曰：‘果吾父也。’”郭子仪在朔方兵及与朔方同讨安史的回纥兵中的父主地位可以窥见。郭子仪心向帝室，不私置养子，但朔方兵胡化严重，主帅与将领士兵之间有类似安禄山曳落河一样的父子关系，这在仆固怀恩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十月条《考异》引《邠志》云： （仆固）怀恩寇邠、泾，十七日，众渡泾水，郭晞率众御之，战于邠郭，我师败绩。怀恩覆其阵．泣曰：“此等昔为我儿，我教其射，反为他人致死于我，惜哉！” 可见仆固怀恩也将朔方将士视为养子，朔方兵最终被唐强力分化、拆散、削弱，与此点不无干系。朔方军的养子制．与安禄山养曳落河一样，是代替城傍部落所形成的融合多种族兵将的新的将与兵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