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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臣细、机密，都必定开心见诚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至（有“日”字偏旁）、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征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像王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胡如雷所举的第二个原因是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至少有两年之久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决非一时之间心血来潮、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杀着，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 其二，这其中也有道德成份的考虑在内。《枭雄兴亡录》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决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事件”作道德上的美化了。反而是杨广，他才是真正蔑视公认道德，一方面弑父杀兄，一方面即位后从没想过派人编写史书来隐瞒真相。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一旦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不仅是失了权柄，丢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据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一切罪过和难听的名头都将派到失败者头上，那时身败名裂，李世民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野心家可耻地覆灭的记录。 根据《资治通鉴》，这一段对话的这样的：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这段对话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两兄弟的争权中是与李世民对立的，因此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须顾虑与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以及要负上的“不孝”之名。 文章指出：“这瞽瞍（即舜的父亲）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贞观史臣记述这段史实时有所掩饰，回避直接提到李渊，因为如果把李渊主使或默许杀死李世民的话如实写来，那李世民就如同一个被父亲嫌弃的儿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