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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事件大致如上，其中有许多记载不尽不实或含糊其辞之处。 首先，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这一问题我在92年的一篇专门考证隋末唐初的预言的文稿中详谈过。隋末唐初有许多预言出现，而且经考证而证实不可能出于后人伪造，其中尤以“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这两条预言最为证据充足、无懈可击。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初四事变”一节亦评论到这件事：“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当时所举的证据也是上述李世民对傅奕说的那句话，载于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夺位后不到半年。但因不能肯定这一记载本身会否也是出于伪造，所以不能完全证实密奏的真实性，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也就远不如“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那两条预言那样可靠了。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事件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已疑心其中有伪。所以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出于伪造。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无凭无据这样控告李建成，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根本不近情理。而这种涉及男女关系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外扬，李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所以，他断定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说很有道理，可证明奏章内容是经过伪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将写奏章之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远了。因为后来李建成正是由于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这才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对质，从而在玄武门内遭伏被杀的。所以，若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李建成入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玄武门事变。由此可见，这份奏章是起到“引蛇出洞”的关键作用。 很可能当时李世民的确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某些问题，而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以免不去对质就会被坐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但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否则李渊不会公然召集大臣旁听。 李世民后来这样伪造奏章的内容，大概恰恰正是从张婕妤报信这件事得到了启发。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了找个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么肉体上的来往，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向李渊告密以打击李建成了。但正因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对后宫情形总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对李世民造成诸多打击。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怀恨在心，在编写史书时就乘机污蔑二人的贞洁，加以报复。 此外，奏章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渊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李渊虽然在“杨文干事件”后有了牺牲李世民之心，但这种决心仍然常常有动摇的迹象，如他本来要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李世民的王号，给陈叔达劝上几句又改变主意了。对于他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伤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渊还是犹豫得很的。 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会重施故技？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却反而能有所警觉。但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