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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林甫主张立寿王，忠王被立为太子后，林甫惧不利于己，曾几次挑起事端，以巅覆太子。天宝五载，起韦坚、皇甫惟明、柳勣之狱。韦坚是忠王妃之兄，因其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交游，“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暱”，于是上奏，云韦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玄宗为此而贬黜韦坚及其弟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以及相关人士数十人，太子也不得不请与妃离婚。十一月，柳勣诬告太子良娣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与此相关者皆被杖杀，太子也出良娣为庶人。天宝六载十月，林甫指使济阳别驾魏林告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狎爱，欲拥兵以尊奉太子”，玄宗以“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而贬黜忠嗣。明年，忠嗣暴死。 玄宗对这些事虽然不信，但对与事者处置极重，一般均予处死，就是要从根本上杜绝朝臣与太子的结托之望。玄宗所以不信，主要是忠王为太子之日尚短，没有形成一股势力；而宰相林甫对太子倾覆的不遗余力，反而使玄宗猜忌太子与朝廷重臣结党之心稍有缓解。旧史多言林甫倾覆太子时，玄宗破其言而庇护太子。若果如此，则玄宗可以象罢免九龄那样罢免林甫，何必要如此煞费苦心以保护太子！林甫所以能屡兴大狱，并广为株连，予以重处，都是得到了玄宗的默许，甚至支持他要以此来威慑太子、威慑朝臣，而玄宗在天宝年间专任李林甫也正是由于他对太子的这种态度。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次大案都与边将有关，因为当时只有边将才具有拥立太子的军事实力，所以林甫才会不遗余力在太子与边将关系上大作文章。出于同样的认识，玄宗也更加着意于拔擢既忠于自己、又排斥太子的握兵边将以托心旅之任。于是，对握兵已至数年却忠于自己的安禄山，便令其继续留任而不再按制度予以罢免或换防。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入相，史称其“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指肃宗）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国忠与太子并无利害冲突，为何也要潜谋不利于太子呢？所谓“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显系托辞，宋儒朱熹即尝言“唐渊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参以高宗娶武后、玄宗纳杨氏等事，皆信而有征。与此相较，国忠所为就只能算是些末微事了。国忠对太子的这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十分明白林甫为玄宗所宠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也要摆出这种态度以博取玄宗的宠信。换言之，国忠之任相秉权，也是由于他对太子的“潜谋不利”。但在客观上，林甫、国忠的这一态度，却又保护了太子。 二 太子在唐前期政变中的作用 要理解玄宗晚年对太子的猜忌，不得不追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几次重大政变。 除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外，唐前期为权力交接而频频发生的政变都集中在神龙至开元初年，其原因非本文所欲详论，此处所要指出的是，在影响较大的政变中，拥立太子都是政变的政治目的；太子成了他们的政治领袖，每次政变都须得到太子的同意，并在关键时刻让太子出面，稳定局面，直至拥立为帝。有时，太子甚至就是政变的直接主谋者和策划者。 武则天建周后，她在立武氏子弟还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终于在圣历元年立自己的儿子李显为太子。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乘武则天生病之机，发动改变，拥太子即位，即中宗。史载桓彦范等人在密谋后才向太子报告，太子从之。似乎太子并未参与最初的谋划。《资治通鉴》神龙元年五月《考异》引《纪统》称中宗复辟后，曾看望武则天，“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但高宗时，即在武后主持下屡易太子。高宗死，李显即位，不久即被废为王，立李旦为帝，后又自己称帝。这些情况中宗并非不知，他怎么敢坚信此次升储贰，终会以天下授之呢？！若中宗未预其谋，彦范等谋定而告中宗，一旦中宗不从．岂不有杀身之祸！而这点从政变当天的情况即可证实。政变前夕，张柬之等派人先迎太子，然后要冲进玄武门．拥之即位。但“太子疑，不出”，这使迎立太子者异常紧张，纷纷劝说，其中李湛说：“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循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陛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王同皎抱扶太子上马，从玄武门斩关而入，可见太子一直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者，而政变当天的经过，更可说明太子的作用。如果太子不行，他们就失去了用以号召的旗帜，失去政变的“合法性”，性质就会因之而变为叛乱。这种性质绝非后代研究者给他们贴的标签，而是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性质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兵变的成功与否，甚至会直接导致失败。这些原本可作佐命元勋的人便可能会随之而变为叛逆之徒。当他们拥太子冲进宫，迫使则天退位时，由于他们打的旗号是要诛则天面首张昌宗兄弟，所以则天对太子说“小子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说“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更可见太子这一政治砝码之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