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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倭寇之患” 源于朝廷“禁海” 明朝历史跌宕起伏、众说纷纭，留下很多辉煌，也埋下许多谜团。修建长城、建造故宫，铸造世界最大的永乐大钟，编撰了举世无双的《永乐大典》，组织了无与伦比的郑和下西洋壮举……清朝康熙皇帝在明孝陵的石碑上刻了“治隆唐宋”，称颂明朝的治理比唐朝、宋朝还好。永乐大帝的疆域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明史》称为“远迈汉唐”，呜呼盛矣！ 然而，明朝在极盛时期施行逆世界潮流的“禁海”国策，贻害无穷。皇帝感到“天朝上国”、“物产充盈”，无需驰骋海洋，断然下令：“下西洋悉皆停止。”不仅“海禁”，还要“空边”，断绝外联内通，用“铁关铜锁”将臣民束缚于土地上，企图建成一个封闭的农业帝国。这一命令标志着中国历代延续的海洋辉煌的终结，使航海事业由巅峰跌落至谷底，是中国海洋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导致中国海洋发展沉沦了500多年，也制造了沿海数百年的大乱。 明朝的“倭寇之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既有入侵与捍卫主权的斗争，又含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封建制度间的冲突。 《辞海》释文，倭寇指“14至16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他们是一些日本民间的、流窜中国沿海、规模不很大的海匪。其主要成分是日本沿海的农民、破产商人、流浪武士以及职业盗匪等。他们浪迹中国沿海，劫掠往来商船，洗劫滨海村镇，杀人越货，手段暴戾，在一些地区造成寇患。历史上把这些海匪称为“真寇”。 这些倭寇之所以能够侵扰中国沿海，正是明朝实施“海禁”使然，它自毁长城，海防废弛，国门洞开，关卡哨所形同虚设，使海盗乘虚而入。不然，面对大明帝国强大的海防，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在海洋上与中国交锋，日本几股海匪怎能大规模侵扰中国海域，造成危及沿海的“国难”呢？ 另外，朝廷花大力气在中国沿海进行“剿寇”作战，一直打了百多年，却无法阻挡如浪潮一般的“倭寇”，接连丢城失地，几易督帅不绝，“寇患”越演越烈，成为明朝海洋史上的不解谜团。其中深层原因是朝廷错定了打击目标，这些海上武装集团，既不是“倭”，也不是“寇”，实为一些被“禁海”逼迫、活动在大海上的商人武装团体，朝廷当做外国入侵来打击，战事越弄越乱。 据《明史·日本传》所说：“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中国的民间海洋人士，称为“假寇”。因他们对抗“禁海”，被冠名“盗匪”，又因被迫出走日本或其中雇有一些日本人，就被扣上“倭寇”、“汉奸”之名。由于“禁海”，朝廷将这部分本来并不反对王朝的基本人群推向了对立面，一概称为“倭寇”。 所以，不管是外来的“真寇”侵扰，还是国内“假寇”的对抗，造成沿海乱局，都是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特有产物。明朝放弃了开放、开发海洋的机会，却集中力量进行“剿寇”，而且错误地混淆了“真寇”、“假寇”的不同概念，导致越剿越乱的结局。而且，误导了社会舆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2.官逼民反 将海商错列“倭寇” 发展海洋贸易，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海洋社会发展的必然。朝廷实施“禁海”，彻底剥离了原本已经浮游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海洋气息，让中国百姓隔绝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这种反潮流、反人民的举措，必然导致海民们奋起反抗。由于公开的商道被武力堵塞，便转而形成了分散、多路的走私贸易渠道。 朝廷将反对“禁海”的海民扣之以“寇”，官吏们为政治上需要，进而冠名为“倭”。封建王朝将“以海为田”、“营海为计”，一直以海洋为衣食父母的沿海居民赶上陆地，去经营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弃商归农”回归西太平洋的农耕社会，这是中国海洋文明史上的大倒退，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 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对“倭寇”的成因讲得比较清楚：海商重利，朝廷即使以死罪相逼，禁其交通，断其生路，只会愈禁愈炽。不如顺流姑听其便，以法严管，海商既然获利，就不会偾事了，开放海禁，乃是两全之策。在《筹海图编·经略》中，讲得更为透彻：“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可见，逼商为“寇”及造成沿海“倭患”是封建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社会恶果。导致沿海的海商、海盗和地方官吏串通起来，形成复杂而强大的海上武装集团，遂行亦商亦盗活动，范围扩大到中国所有沿海地区，演变为几百年“倭患”之乱，威胁朝廷安全与稳定，国家、民族均受到重大损害。 既然“倭寇”问题是封建王朝实行“禁海”造成的，那么为执行“禁海”政策而付诸的“剿寇”战争必定不会成功。这就是明朝对“倭寇”屡剿不灭，“寇患”此消彼长，沿海动乱不绝的根本原因。 最终中国沿海的“倭寇”问题逐渐平息下去，绝不是哪一个抗倭将军的功绩，而是1567年嘉靖皇帝寿终正寝，即位的隆庆皇帝松弛了“禁海”政策，批准漳州的月港实行“开放互市”，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禁海”既解，抗争便缓，贸易兴旺。正是中国海商的持续反抗，促使朝廷不得不顺从海洋贸易的大潮，大明王朝在海疆上又一次显露出一缕蓝色曙光。 3.扭曲历史 严重的社会恶果 明朝积累了历代艰辛创造的海洋辉煌，不仅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还建立了诸如“双屿”这样连接欧亚的枢纽港，被称为“16世纪的上海”。当时，中国完全有条件引领世界共创海洋辉煌。但是，郑和下西洋被罢黜，并诬为“弊政”，烧毁其所有航行资料以求“拔除其根”。双屿被彻底摧毁，海商惨遭杀戮，有的不得不逃到日本另建贸易基地。 明朝海洋史上留下众多的奇案、冤案，这是世界上最古老帝国为维持其封建统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有深层的多种历史原因。 海商反对“禁海”国策，触犯了朝廷大忌，必定被扭曲、污化。加之长期刻意渲染，海上“从商是寇”，“寇勾结倭”已经成为一种定势的概念，这种人为的倒置历史，在封建社会是不足为奇的。一听到“倭寇”，便认定是十恶不赦的匪徒，愤恨之情油然而生，异口同声讨伐，影响极其深远。 沿海官吏和一些御倭官员，在“剿寇”作战中屡屡惨败。于是，尽力把沿海动乱政治化、国际化、扩大化，说成遇到了境外强敌，“巧伪饰词，欺蒙上官”，以此推诿塞责。因此，“倭寇之乱”的诬奏满天飞，在官方文件和人们头脑中频繁出现，逐渐固化成为一种大众意识，久非成是，习谬为实了。 更为重要的是颠倒的历史被封建统治者“钦定”为正本的历史结论。在沉重的封建文化沉积下，封建制度的“产品”被固化、灌输，被作为国家政治理念和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研究海洋历史的文化桎梏，实为束缚国人开放开拓精神的枷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