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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为什么明朝“倭寇”十之有七为“假寇”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大连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1.“倭寇之患” 源于朝廷“禁海”
    明朝历史跌宕起伏、众说纷纭,留下很多辉煌,也埋下许多谜团。修建长城、建造故宫,铸造世界最大的永乐大钟,编撰了举世无双的《永乐大典》,组织了无与伦比的郑和下西洋壮举……清朝康熙皇帝在明孝陵的石碑上刻了“治隆唐宋”,称颂明朝的治理比唐朝、宋朝还好。永乐大帝的疆域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明史》称为“远迈汉唐”,呜呼盛矣!
    然而,明朝在极盛时期施行逆世界潮流的“禁海”国策,贻害无穷。皇帝感到“天朝上国”、“物产充盈”,无需驰骋海洋,断然下令:“下西洋悉皆停止。”不仅“海禁”,还要“空边”,断绝外联内通,用“铁关铜锁”将臣民束缚于土地上,企图建成一个封闭的农业帝国。这一命令标志着中国历代延续的海洋辉煌的终结,使航海事业由巅峰跌落至谷底,是中国海洋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导致中国海洋发展沉沦了500多年,也制造了沿海数百年的大乱。
    明朝的“倭寇之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既有入侵与捍卫主权的斗争,又含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封建制度间的冲突。
    《辞海》释文,倭寇指“14至16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他们是一些日本民间的、流窜中国沿海、规模不很大的海匪。其主要成分是日本沿海的农民、破产商人、流浪武士以及职业盗匪等。他们浪迹中国沿海,劫掠往来商船,洗劫滨海村镇,杀人越货,手段暴戾,在一些地区造成寇患。历史上把这些海匪称为“真寇”。
    这些倭寇之所以能够侵扰中国沿海,正是明朝实施“海禁”使然,它自毁长城,海防废弛,国门洞开,关卡哨所形同虚设,使海盗乘虚而入。不然,面对大明帝国强大的海防,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在海洋上与中国交锋,日本几股海匪怎能大规模侵扰中国海域,造成危及沿海的“国难”呢?
    另外,朝廷花大力气在中国沿海进行“剿寇”作战,一直打了百多年,却无法阻挡如浪潮一般的“倭寇”,接连丢城失地,几易督帅不绝,“寇患”越演越烈,成为明朝海洋史上的不解谜团。其中深层原因是朝廷错定了打击目标,这些海上武装集团,既不是“倭”,也不是“寇”,实为一些被“禁海”逼迫、活动在大海上的商人武装团体,朝廷当做外国入侵来打击,战事越弄越乱。
    据《明史·日本传》所说:“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中国的民间海洋人士,称为“假寇”。因他们对抗“禁海”,被冠名“盗匪”,又因被迫出走日本或其中雇有一些日本人,就被扣上“倭寇”、“汉奸”之名。由于“禁海”,朝廷将这部分本来并不反对王朝的基本人群推向了对立面,一概称为“倭寇”。
    所以,不管是外来的“真寇”侵扰,还是国内“假寇”的对抗,造成沿海乱局,都是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特有产物。明朝放弃了开放、开发海洋的机会,却集中力量进行“剿寇”,而且错误地混淆了“真寇”、“假寇”的不同概念,导致越剿越乱的结局。而且,误导了社会舆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2.官逼民反 将海商错列“倭寇”
    发展海洋贸易,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海洋社会发展的必然。朝廷实施“禁海”,彻底剥离了原本已经浮游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海洋气息,让中国百姓隔绝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这种反潮流、反人民的举措,必然导致海民们奋起反抗。由于公开的商道被武力堵塞,便转而形成了分散、多路的走私贸易渠道。
    朝廷将反对“禁海”的海民扣之以“寇”,官吏们为政治上需要,进而冠名为“倭”。封建王朝将“以海为田”、“营海为计”,一直以海洋为衣食父母的沿海居民赶上陆地,去经营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弃商归农”回归西太平洋的农耕社会,这是中国海洋文明史上的大倒退,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
    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对“倭寇”的成因讲得比较清楚:海商重利,朝廷即使以死罪相逼,禁其交通,断其生路,只会愈禁愈炽。不如顺流姑听其便,以法严管,海商既然获利,就不会偾事了,开放海禁,乃是两全之策。在《筹海图编·经略》中,讲得更为透彻:“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可见,逼商为“寇”及造成沿海“倭患”是封建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社会恶果。导致沿海的海商、海盗和地方官吏串通起来,形成复杂而强大的海上武装集团,遂行亦商亦盗活动,范围扩大到中国所有沿海地区,演变为几百年“倭患”之乱,威胁朝廷安全与稳定,国家、民族均受到重大损害。
    既然“倭寇”问题是封建王朝实行“禁海”造成的,那么为执行“禁海”政策而付诸的“剿寇”战争必定不会成功。这就是明朝对“倭寇”屡剿不灭,“寇患”此消彼长,沿海动乱不绝的根本原因。
    最终中国沿海的“倭寇”问题逐渐平息下去,绝不是哪一个抗倭将军的功绩,而是1567年嘉靖皇帝寿终正寝,即位的隆庆皇帝松弛了“禁海”政策,批准漳州的月港实行“开放互市”,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禁海”既解,抗争便缓,贸易兴旺。正是中国海商的持续反抗,促使朝廷不得不顺从海洋贸易的大潮,大明王朝在海疆上又一次显露出一缕蓝色曙光。
    3.扭曲历史 严重的社会恶果
    明朝积累了历代艰辛创造的海洋辉煌,不仅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还建立了诸如“双屿”这样连接欧亚的枢纽港,被称为“16世纪的上海”。当时,中国完全有条件引领世界共创海洋辉煌。但是,郑和下西洋被罢黜,并诬为“弊政”,烧毁其所有航行资料以求“拔除其根”。双屿被彻底摧毁,海商惨遭杀戮,有的不得不逃到日本另建贸易基地。
    明朝海洋史上留下众多的奇案、冤案,这是世界上最古老帝国为维持其封建统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有深层的多种历史原因。
    海商反对“禁海”国策,触犯了朝廷大忌,必定被扭曲、污化。加之长期刻意渲染,海上“从商是寇”,“寇勾结倭”已经成为一种定势的概念,这种人为的倒置历史,在封建社会是不足为奇的。一听到“倭寇”,便认定是十恶不赦的匪徒,愤恨之情油然而生,异口同声讨伐,影响极其深远。
    沿海官吏和一些御倭官员,在“剿寇”作战中屡屡惨败。于是,尽力把沿海动乱政治化、国际化、扩大化,说成遇到了境外强敌,“巧伪饰词,欺蒙上官”,以此推诿塞责。因此,“倭寇之乱”的诬奏满天飞,在官方文件和人们头脑中频繁出现,逐渐固化成为一种大众意识,久非成是,习谬为实了。
    更为重要的是颠倒的历史被封建统治者“钦定”为正本的历史结论。在沉重的封建文化沉积下,封建制度的“产品”被固化、灌输,被作为国家政治理念和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研究海洋历史的文化桎梏,实为束缚国人开放开拓精神的枷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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