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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虽倚以爪牙，温又见安禄山受主恩，……常谓禄山曰：“李右相虽观察人事，亲于三兄（案指禄山），必不以兄为宰相。温虽被驱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禄山悦之。 从天宝十载禄山兼河东节帅时，奏请吉温为副使，杨国忠以其与禄山结托，追入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内采访处置使，后终遭贬、死，“禄山起兵作乱，人谓与温报仇”。但史书把他们二人勾结归因于吉温要引禄山入相。以林甫之为人，荐之为节帅，禄山已惧之三分，引之入相，亦可制之，仙客即其先例，林甫不会因其难制而不引之入相，况且当时还是群相制，不引禄山也需引他人入相，何必要不引禄山呢？--其原因是他根本无入相之条件与可能。天宝十三载三月玄宗欲以宰相处之，杨国忠以其“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为由谏止。玄宗拜之为相，也不过为使相，然无实质之使相虚衔亦不轻意授之，更可证其无入相之可能。禄山自己对这点很清楚，所以才交通吉温，以图侥幸；否则，自当请求玄宗而入相了。吉温交结禄山不过是利用禄山受宠之机而使之荐己入相而已。如果安禄山有入相之可能，或曾历任朝中显宦，则绝不可能兼任数镇，或任帅长达十数年之久了。 总之，安史之乱以前，边帅的久任、兼统、出将入相等问题在总体形势上，都未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至于“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情况，是当时边地形势的客观要求。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究其性质，也应当出现在边防前线，此本无可厚非。军队集中屯驻与叛乱之间本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精兵屯于北边并不会一定导致兵变。所谓屯兵要恪守内重外轻的原则是安史之乱以后人们的看法。 安禄山是在开元未至天宝年间，朝廷认为蕃将寒族无党援、易控制的背景下逐渐由蕃将而位至节帅，并得以兼统和久任的。在这一背景之下，以蕃人或寒族出任节帅的并非禄山一人，他们都在任期到一定年限后即予撤换，而禄山为何可以例外呢？旧史一般将此归于玄宗对禄山的过分宠信。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宠信呢？陈寅恪先生对此曾有过分析，认为河朔地区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胡化，居住于这一区域的是东北及西北的诸胡种，在这种情况下，“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拓竭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姓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但据陈先生论述，河朔胡化的时间是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而据《王表》所列开元年间幽州的历任节帅中，除赵含章、王斛斯两任情况不明外，只有安禄山一人为胡人，其余均为汉人，任期仅次于安禄山的张守珪也是汉人，而且，张守珪任职期间，也正是幽州军事实力得到很大增强的时期。如果东北局面需要安禄山这样一个人任节帅，那么为何在这一地区胡化最关键的时期不用这样一个人物来羁縻统冶呢？我们不否认朝廷任用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与当时这一地区的情况密切相关，然而具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也绝非禄山一人，唐廷完全可以再拨擢一位以代之，然而玄宗却任之达数年，以致使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慢慢培养起了自己的势力而终致叛乱。所以，玄宗对他的过分宠信另有原因。 据《安禄山事迹》卷上所载，禄山本为一寒族朗人，因其战功而被节帅张守珪养为假子，后渐升至千卢将军。开元廿四年战败，几被处死，廿八年为平卢军兵马使，廿九年因曲事河北采访使张利贞、利贞归朝盛赞之而升任平卢节帅，至此，禄山之迁转尚属正常。天宝二年入朝“奏对称旨”后才得到不次拨擢：次年兼任范阳节帅，离京时玄宗命中书门下三品已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于鸿胪亭子祖饯。禄山首次觐见，就得到玄宗如此尊宠之礼待，推演史载，知此即由其“奏对称旨”所致。禄山以一蕃将奏对何事而使玄宗如此满意呢？《事迹》自注： 是时，禄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内生紫方虫食木苗，臣焚香告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诚，其虫请便消化，启生必应。”时有群鸟食其虫，其鸟赤头而青色。伏请宣付史馆。 所谓“是时禄山奏云”即指禄山觐见时“奏对称旨”之奏对，姚汝能据当时档案以注出之。其所奏清称旨不过是向玄宗表了一番忠心而已，别无其它实质内容。此前禄山曾贿赂中央出使地方的官员以求其向玄宗美言，禄山任平卢节帅或许与此有关，但禄山得以兼统幽州则是这次“奏对称旨”以后的事。身兼幽州、平卢并不罕见，张守珪即曾兼统七年，禄山出镇而玄宗命三品以下官员祖饯，也并不是因其兼统二镇，而是欣赏他的“忠心”。同书天宝六载条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