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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还可看出，一般所兼统者为：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幽州平卢、朔方河东。其中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本为同一节镇而后分置者，而且据《新唐书·方镇表》，它们时分时合，职权、辖区也时常混淆不分。所以兼统幽州平卢和兼统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况。陇右备御吐著，朔方捍御突厥，河西则处于其间，断隔吐蕃和突厥，但河西与陇右同在黄河以西，防御对象虽各有侧重却又密切相关，故其时或兼统，亦属正常。朔方河东的任务都是捍御突厥，虽其节度使治所隔于黄河，但朔方军之主力--三受降城却在黄河以北，与河东所领边兵无复黄河之隔，为此二镇在军事行动上的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即由一人兼统。虽然从地理形势和军事形势上看，陇右与河西、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朔方与河东都可以合为一镇，但事实上都是离为二镇。虽然各自为镇，但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特令其彼此配合，甚至由一人兼统，特别是前三者，更时分时合。唐廷之所以要将其各自分作藩镇，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分散兵力而有效地控制藩镇。 尽管如此，兼统者在全部节帅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其中兼统时间在一年以下者又占大多数，而且兼统者对其所兼统之节镇的控制力也有限，而非“专制”。据《旧唐书·王忠嗣传》，当他兼统朔方、河东、陇右三镇时，曾“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案：指陇右）”，他虽兼统三镇，但调动其所兼统节镇之戎马时尚需奏请。安禄山深受玄宗宠信，身兼河东、幽州、平卢三镇时，《旧唐书》本传称其“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虽奏无不允，但按规定仍需“奏请”，禄山起兵时也是通过诈为敕书，以奉密旨讨国忠为名的，可见兼统者对所兼统诸镇的许多方面的处置皆需奏清而行。从整体上看，节镇兼统的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这一情况并未成为唐玄宗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 此外，在节度使的人选上，也体现出中央加强对边军进行控制的政策，这集中从“出将入相”上反映了出来。唐前期，节度使有出将入相背景者，其任期一般都不太长，任期一般都是从军将或地方低级官吏中擢至节帅者。具体而言，天宝十四载以前，出将入相之中绝大多数是由将入相，即因战功而擢至相位，只有薛讷、张说、苏頲是由相出将。薛讷是由于力主盛夏出兵讨击而朝中众人咸以为不便，玄宗便“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可见其以同三品出征是为了抬高其地位。张说因参与玄宗的政变而位至宰相，但由于他与岐王申款而外任相州，后历任并州、幽州。可知张说以相出将有贬黜之意。苏頲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从由将入相的时间分布情况来看，武后到玄宗开元年间的由将入相者较多，而天宝年间则很少，这种情况是否即为林甫之奏言所致呢？我以为未必尽然，虽然也不排除李林甫正是鉴于这种由将入相的情况、出于一已之私利才上奏的，但朝廷所以能采纳林甫这一奏言，必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正是边地形势变化、战事剧增、兵制也因之而变化的时期。在这种战事纷繁之际，国家需要一批人从事边功，但当时朝廷官员大多重内轻外。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为了鼓励军功，一方面将立下战功的许多军将或地方下层官吏擢至节帅，甚至致之相位，其中以牛仙客最为典型，于是普通民众也企图以此入仕、升迁；反映在文学上，即为此一时期产生的大量边塞诗。另一方面则鼓励朝官出任边地将帅，并使之出将入相以尊宠之。所以，这一时期出将入相人数较多的情况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所谓出将入相者，以朔方、河东人数最多，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平卢较少，甚至没有。但这些较少甚至没有出将入相者的节镇中，由军将或下级官吏因军功而致位节帅者的比例反而较高。参以两唐书有关本传，可知由节帅而入相者，其仕宦大多曾历任朝官，而仅因军功而擢至节帅者，入相甚难。这些曾在朝仕宦，而又出将入相者，在军队和政府中都具有相当势力。（林甫所谓“寒族即无党援”反映的正是这批人权势甚盛之情况。）在开元、天宝初，随着边地形势的稳定和边防体系的形成，以及对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的确立，唐廷不再需要为鼓励边功、使边帅出将入相而使之拥有如此显赫之权势，于是，开始削弱其势力，一方面要杜绝其入相之途，同时就是更多地从蕃人、军将或下级官僚中提拔节帅。其实这两个方面同是一个问题，因为起用的这些人，既无入相之望，又因其无显赫仕宦、不易培植势力（所谓寒族即无党援）而易为中央所控制。天宝年间出将入相者很少以及大量任用蕃将为节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将朝廷这一具有战略性的转变仅归于林甫出于私利的一纸奏言所致，便把问题简单化了。--安禄山备受尊宠而不得入相，也正说明了这一情况。《旧唐书·吉温传》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