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五年武宗驾崩,使李德裕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五年里,朝政“皆独决于李德裕,他相无预焉”。他亲自承旨草诏,使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沦为服笔札之役的风尘俗吏。李德裕毫不留情地打压牛党;冒着可能招致普遍抵触的危险指派柳仲郢精简地方官吏;连内廷也感受到来自李德裕的压力了:枢密使出纳王言的作用被削弱;监军的权力也小了;宦官的领袖仇士良甚至被迫休致;李德裕还想解除宦官的兵权、财权,但他终究没能改变宦官对神策军和内库的把持--那是宦官势力的命脉,是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捍卫的。李德裕甚至插手删改《宪宗实录》,影响皇后的册立……正是在手中权力无限制地扩大的同时,他使自己的政治空间逼仄到了极点。他的反对派们宦官们选择仇视武宗的皇叔李忱入继大位,庙号宣宗。宦官要借他之手打击李德裕。表面上看,李忱登基是李德裕罢相的原因,其实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皇叔不可思议地柩前即位不过是宦官扳倒李德裕所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一代贤相万里投荒,被谪贬到崖州,谪贬到天南的烟瘴蛮溪。那里,离长安很远很远,暮色里的啼鸟如果想回来,都有半年的路程…… 四、落花犹似坠楼人 唐宣宗是宪宗的十三子。父亲遇弑时他还是个孩子,一个被认为很愚钝的孩子。由于生母与宪宗元配郭氏有隙,他的前半生是在歧视和迫害中度过的。传说他曾为躲避武宗的毒手而出家云游,浪迹天涯。也许这只是个传说。但由于宫廷档案毁于晚唐战火,从宣宗开始,我们没有实录作为历史的叙述依据了,而关于宣宗的传说又特别多。我怀疑,这是宣宗有意所为,一个在三个侄儿之后不合长幼之序地继位的皇帝要用神奇的传说为自己的统治加上一道光环。那些传说由他亲自告诉宠臣令狐绹,由后者的子侄写进《贞陵遗事》。他刻意地仿效宪宗,甚至是太宗,以至于被称为“小太宗”;他用一切机会显示自己对元和一朝深切的怀念:父亲曾任用过的权贵,现在他们的子弟很多被不次超擢,他们在南衙北司的身影,唤起了人们对三十年前一段峥嵘岁月的回忆,暗示着大中朝对那个时代的传承。 当然,这还不够。他追究元和宫变中的罪人们,追究穆宗的罪过以否定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得位的正统性。甚至不惜将郭氏逼上绝路,让她几乎要用坠楼的方式来祭奠流水落花般逝去的往昔。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经过会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两次清算,李党被肃清了;牛党也变成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很明晰的历史名词。宣宗收回大权使中唐党争失去争夺的目标,很快地烟销云散。阉寺盘根错节的势力虽然没有被连根铲除,但宣宗借清算元和逆党之机对其大加清洗。在整个大中朝,权阉们直接干预朝政比较少见。笼络文官、清洗文官和宦官,以及神化自己--宣宗在长安确立起天子无可争议的权威,唐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也许,儿时所受到过的歧视使宣宗异乎寻常地重视自己的形象。也许,得位不正,还有身世复杂,使他极度自卑也极度自尊。自卑和自尊,在对待臣下时却外化为刻薄和猜忌,连深渥圣眷的令狐绹也要在宣宗不信任的睨视下汗湿重衣。刻薄和刻薄后面隐藏的偏见被宣宗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外庭不可与谋。”亲耳聆听这话的只有翰林学士韦澳。无怪乎他会大有深意地对宰相周墀说:愿相公无权。既然皇帝控制而不能为一个伟大的复兴计划去利用文职官僚集团,抛弃手中剩下的权力确实是宰辅们的明智选择。没有共事者的宣宗自然只能让手中的权力耗散在对腰带的关注、对言语的揣摩、对诗句的考察上,耗散在对那么多的细节的追求和追究上面。长安的文官们在宣宗苛求细节的眼光中慢慢地摒弃了三十年党争中养成的冒失习气,越来越无所作为。 王夫之“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说法也许过分了,但“聪察明断”表象下隐藏的悲剧性固执确实是于事无补。安史之乱后,东南财赋与西北武力相结合给王朝以新的生机。现在,这种结合行将告终了。以大中九年浙东军乱为序幕,岭南叛乱、湖南叛乱、江西叛乱、宣州叛乱……唐朝,一株把根系深深植入东南肥美的水土,却在西北向天探出最高一枝的参天大树。现在他的根系已经开始腐烂了。这也就意味着落花,乃至落叶的时分终于要到来了。 让我们在落花中回想五十年来的恩怨是非吧:从永贞革新到元和中兴,从文宗、武宗到宣宗……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王朝,在一步一步走向黄昏的时候,几番振作,几番挣扎,只希望能再现那曾经有过不会再有的繁华。宪宗不在了,杀死他的宦官、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也不在了。就是那个从东宫就开始陪伴他一生却又最终抛弃他的女人,也只能孤零零地走上高高的勤政务本楼……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壬辰或者癸巳日,当人们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宣宗头朝东边永远地睡着了。也许不是,是几起几落后的如梦初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