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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对长安的市场繁荣深信不疑，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许多问题。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而规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业区限定在两市，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活动的实际是高度不适应的。如果说长安市场贸易有过繁荣的话，那也是一种专制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 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考古实测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过1平方公里，相对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商业区实在是太小了，仅仅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时还在东西两市设立了常平仓，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当一区地盘。常平仓的储粟大约在二三十万石之间(据《唐会要·常平仓》载：元和六年宪宗赈济京畿饥荒时的诏文有“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之语)，其面积不会太小。常平仓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机构占地之后，真正的贸易区域实在寥寥无几。在这样一个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市场中，到底能容纳多少大商小贾，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够受惠其间，是大有疑问的。仅仅从规模来看，也可以断定东西两市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的市场。 同整个城市布局相适应，东西两市的建筑规整划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划分为九个区域，市中央设置市署和平准局进行管理。各种店铺集中设置，形成不同的“行”。为了求得店铺的整齐，中宗时曾专门下诏称：“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唐会要·市》)这种禁置偏铺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日的禁止占道经营，因为唐代两市的道路两侧有两米多深、近一米宽的水沟，偏铺不可能伸展到水沟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设置、显然不是经济规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现。所谓的“行”，并不是由贸易活动自然形成的行业，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某某一条街”。这种集中设置的行，不是商贸活动的发展需要，而是一种“供给”制的需要。如果从东西两市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从政府的“方便”来考虑，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东西两市的位置，都临近皇城和宫城，这只能说明其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著名。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唐国史补》卷中)。其实，这同现今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论据不足。另外，最为文人称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楼，恰好就紧挨着皇城。看来，即使在古代中国，色情业只有紧紧傍上权贵才能昌盛，早已成为铁定的法则。 东西两市的店铺规模都不大，1961年发掘的西市房址遗迹，最长的不过十米，最短的只有四米，进深均为三米多。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店铺乃是官贵修造，租赁收利。从店铺的租金来看，其商业的繁荣程度颇有疑问。众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着铺面商业利润的高低。而在唐朝最为繁盛的时期，官定租金限价月不过五百文。玄宗曾为此颁发诏书称：“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全唐文》卷32)。显然，显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测出一间铺面的每月利润是十分有限的。至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对两市商贾的“借钱”盘剥，增加商税，括僦柜质，间架除陌，特别是宫市白望，已经有多种文章述及，对商贸活动的打击摧残累累见诸史篇，这里不再赘述[见注释]。值得注意的是，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才搜刮得八十万贯。经京兆少尹韦祺建议，又按僦柜质库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万贯(《旧唐书·德宗纪》)。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动用国家暴力、激起了罢市抗议的行动，几乎扫荡了长安市场，所得不过如此，仅够帝国两个月的开销。即使考虑到富商的抵制和隐匿，也反映出长安商贾的资本和流动资金十分有限。长安市场的所谓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唐都长安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代表性。长安城的设计建设，就其本质来说，是皇权的物化，它给予人们的观感，是天子的威严和王朝的神圣，是和当时的皇帝制度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它充分反映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威严，而远远没有经济中心的风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