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人谈起唐代来几乎神往，恨不得到大唐长安去过两天舒心日子才好。实际上，唐代长安的老百姓也不好过。那繁荣的市场和令人赞叹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就拿学界津津乐道的唐长安城来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城内的市民就能沾上多少光。那个庞大的城垣，只是皇权物化的极致而已，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它的规模巨大、宫阙辉煌、布局规整、市场繁荣，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特别是皇权与社会的对立。在唐代长安，规模巨大的城垣和辉煌耀眼的宫阙，毫无疑问是为了体现并象征皇权的神圣与帝国的伟大，而不是其他。这种皇权的神圣和帝国的辉煌，不是建立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对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为了压榨出编户齐民之“小”；高耸入云的宫阙，正是为了比照出芸芸众生的低下。今天，我们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会得到这种感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站在午门外，你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见拙作《中国城市布局的历史轨迹与现代走向》，载《街道》1994年第6～7期合刊)。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既嵯峨又呆板，既宏伟又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差。在这种辉煌面前，你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你还能感到什么呢？ 在长安城中，最威严的莫过于宫城，其次就是皇城。宫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普通百姓看着就会发抖。后人对它的自豪，不过是现在的你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当初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你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最明显的，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参见《长安志·唐京城》和《唐两京城坊考·外郭城》）。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长安志图》卷上）。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长安志·唐京城》），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 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见《长安志》开明坊、升道坊条)。由此推测，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的呆板整齐，宋人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吕大防《长安志图》语)的“一代精制”，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无需多辩。 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长安志·唐京城》注)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达176.4米，通城门的大街多宽100米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20至25米(《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专制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