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二，选择对象的问题。晋朝有十余位皇帝，为何不选择晋朝皇帝作为唐太宗的影射对象，而单单选取前秦的苻坚呢？《晋书》有一百三十二卷，有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苻坚载记》只是《晋书》的一部分。如果说初唐史家们要反映唐太宗时期的历史，为何不选择其他篇章，而单单选中《苻坚载记》呢？是全书都是初唐史家们的杜撰，还是只有《苻坚载记》？罗杰斯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解释。罗杰斯的分析中，肯定了唐修《晋书》正统性的问题，对于唐朝借修《晋书》以强化本朝的正统性也表示赞同。但是苻坚是“胡族”氐人，不具正统性。如果说房玄龄们选取不具正统性的苻坚作为唐太宗的化身，难道房玄龄们对于他们君主的正统性也表示怀疑吗？这于情理不合，本身就自相矛盾。 其三，谶纬与想像的问题。《晋书》确有杂采而轻信之失，它所采用的史料多传闻、掌故之书。但是，魏晋时期多谶纬之言，魏晋时期是谶纬学兴盛的时期，无论君臣儒士皆信之。不仅当时一般的书籍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述，如《世说新语》、《语林》、《幽明录》、《搜神记》皆有许多类似的故事，就连所谓十八家晋书，亦有许多类似的记载，故而《晋书》中有许多传闻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苻坚载记》中的谶纬与童谣一类传闻之事，却被罗杰斯看成是初唐史家们的想像与暗码符号。唐修《晋书》原本只是沿袭了以前诸史的特点，如果把这些看成是初唐史家们的想像，未免过于牵强。罗杰斯特别将曲沃与龙骧将军看成是决定苻坚命运的两个符号，这实际上是罗杰斯个人的想像。他于曲沃联想到春秋时期的申生，只是因为他们都曾在曲沃这个地方生活过，而死的地方又都是新城（其实，苻坚是被害于新平）。如果说在同一个地方生活过的历史人物冥冥之中都有联系的话，那么，在曲沃生活的历史人物，又何止一个申生？为何别的人物对苻坚没有影响和暗示，却单单是申生呢？至于龙骧将军，只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官职，就是苻坚同时代的人中，东晋朝中担任过这一职位的人就有朱序、檀玄、刘牢之、胡彬等人，而罗杰斯把苻坚将龙骧将军授予姚苌看成是前秦帝国将亡的先兆，未免又是一个无稽之谈！显然这些都是罗杰斯的臆测，不足为据的。 其四，淝水之战的模式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淝水之战被罗杰斯看成是事实与想像结合的产物，是把一个原本很不起眼儿的战斗，加上隋炀帝征高句丽失败的萨水之战的情节而塑造成的一个关键性的战役。他分析了萨水之战与淝水之战在细节上的相似之处，认为两个战役是相互依存的。目的是借苻坚和隋炀帝失败的教训劝谏唐太宗，不要再进行征讨高句丽的战争。贞观年间，《隋书》是先修成的，《晋书》较之为晚，所以，初唐史家是先塑造了萨水之战的模式，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构筑了淝水之战。但是，在谈到初唐史家如何构筑萨水之战时，罗杰斯却说是受到了臧荣绪《晋书》或崔鸿《十六国春秋》的影响，也就是说，先是臧荣绪和崔鸿所记载的淝水之战的情节影响了萨水之战的构筑，然后《隋书》中的萨水之战情节又反过来影响《苻坚载记》中淝水之战的模式。无论怎么说这都十分牵强。唐修《隋书》，当时隋朝的许多档案文书都保存完好，初唐史家们不用这些材料，却要用臧荣绪《晋书》和《十六国春秋》去构筑这个模式，岂不怪哉！又则，既然臧荣绪和崔鸿的书影响了萨水之战的构筑，那么不正说明以臧荣绪《晋书》和崔鸿《十六国春秋》修成的《晋书·苻坚载记》是真实可信的吗？那淝水之战的细节还有何值得怀疑的呢？ 其五，对初唐史家们塑造这个模式理由的质疑。在解释房玄龄、褚遂良为何要塑造苻坚和淝水之战这一范例时，罗杰斯举出以下几个理由：一是房玄龄们并非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唐太宗的重臣。二是在他们看来，道德与伦理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重要，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可以随意塑造历史。三是唐太宗这个非汉族背景的皇帝，具有无限的野心和好战情绪，所以，为了阻止唐太宗的肆意征战，不管什么手段，只要房玄龄们觉得有用，就可随意采用。四是前秦作为一个已较为久远的少数民族政权，留存的资料已相当少，因此，房玄龄们能借用一些道德遗产、政治智慧来编造这样一个范例[2](P70-71)。罗杰斯所举出的四个理由，说到底，就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房玄龄们塑造了这样一个模式。具体而言，资料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就此略过。如果说是为了谏阻唐太宗的征战，用得着如此委婉和隐晦吗？房玄龄们直接上疏，不是更直接更有效吗？而把唐太宗说成是非汉族，则是常识上的错误，唐太宗是有些他族的血统关系，但这绝不能否定他的汉族身份。尽管房玄龄们不是职业史学家，但他们对于史家起码的职业道德还是非常清楚的；尽管他们修史有现实的关怀，但这一点也绝不构成他们去虚构历史的理由。所以，尽管罗杰斯对《苻坚载记》解构的思路令人耳目一新，但其结论是荒诞而无法立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