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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十九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一、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决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已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它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对于中原王朝，采取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策略，如果中国出现内乱，则乘机侵占土地，增强实力。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至六世纪，高句丽王国经于占领了汉代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国相望，并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大大增加。高句丽和唐太宗作战时，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加上六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分析其人口应在500万左右，常备军应在50万人左右。六世纪，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复兴。 二、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组织严密，国家军事潜力大，兵民不分，战斗力强。根据分析，高句丽主体上应是农耕民族，高句丽人依山筑城，垦田游猎，以农耕为主。但其又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点，秋冬之季是其狩猎季节，加上不断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游牧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样，高句丽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为其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三、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史载“高句丽礼灵星及日、箕子,,中国商王室成员，商朝灭亡后逃至朝鲜半岛建国,,、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可见，高句丽的民风是原始淳朴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别，虽也有中华血统，但又混合了西北少数民族的血统与彪撼。儒家文化讲究仁义，接受儒化的国家侵略性和危险性就会减退,,除日本变异的儒学外,,，但高句丽则没有，因为中国商王朝时儒学尚未形成，故高句丽虽奉中国的商王室箕子为祖先神之一，却不认同儒家文化，反而受西北异族文化影响较深，由于文化上的不相认同，高句丽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