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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督中外在制度上既不管地方上军队，则“中外”二字何所指? 《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率中外诸军”讨毋丘俭句下胡注：“中，谓中军；外，谓城(指洛阳城)外诸营兵”。此说为后来一些学者接受，并用以解释整个曹魏、西晋的都督中外之“中外”。[17] 然而此说实可疑。 首先，洛阳城外军队是司马懿父子于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后，为了扩大自己在京师的势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曹魏初年洛阳城外并没有驻扎什么重军，直到高平陵政变时城外军队也弱得很。《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及注：司马懿发动政变最主要措施便是乘曹爽兄弟暂时离开洛阳城之机，控制城内一切军队，“将兵屯洛水浮桥”，防止曹爽等攻城。司马懿老谋深算，当时皇帝在曹爽手中，仍有极大号召力，如果城外驻有重兵，他是决不会仅仅控制城内军队便贸然发动政变的。事实也是如此。曹爽被拒于城外后，只能发屯田兵数千人自卫。屯田兵和城内兵特别宿卫禁军比，战斗力弱，所以曹爽才会“迫窘不知所为”。固然，桓范曾劝曹爽调发城外中领军别营和洛阳典农所属其他屯田兵，但既称“别营”，便非主力；而且从曹爽“默然不从”，后来又决心向司马懿投降推测，这些军队的力量肯定比原来的屯田兵也强不了多少。[18]既然曹魏初年二、三十年中洛阳城外一直未设重兵，则黄初三年创立“都督中外诸军事”之时，其“外”指城外诸军的可能性便很小了。 其次，这一时期与“中外”涵义完全相同，使用较广泛的“内外”一词(以及相应的动词“入”、“出”)，就地域说，主要有五种用法： 国内外： 如《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同书《司马朗传》“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同书《蒋济传》“外勤征役，内务宫室”。 京师与州郡：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注引诏“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同书《刘放传》注“曹休外内之望”。同书《蒋济传》“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 洛阳城内外：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爽兄弟先是数俱出(城)游。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同书《辛毗传》注“司马宣王将诛爽，因爽出，闭城门”，辛敞曰：“天子在(城)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19] 宫城内外： 《三国志·魏书·程晓传》“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同书《钟会传》：迁司隶校尉，监察宫城外京师地区，称“外司”。它与监察宫城内违法行为的御史中丞，合称“内外有司”[20]。《晋书·傅咸传》“宫内禁防，外司(指司隶校尉)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内外众官谓之百僚，……中丞、司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 禁中内外： 禁中即皇帝居处、理事和其他某些咨询、秘书、生活侍奉机构(在曹魏如侍中机构、中书省、秘阁等)所在地。它与同在宫城之中，然在禁中以外的尚书台、御史台等，也有内外之别。如《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薛夏传》：为秘书丞，明帝太和（公元227——232年）中“尝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而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移也，推使当有坐者。夏报之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兰台屈，无以折”。按兰台即御史台，自汉以来设于宫城之中，[21]此称“外台”，并非已移于宫城之外，而是和设于禁中的秘阁对比而言。[22]又《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魏明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刘晔是侍中，可以出入禁中明帝居处、理事之地，所以“入”即指入禁中与明帝单独商议，“出与朝臣言”，当指在朝堂中与群臣集议，其实都在宫城中。 以上共有五种“内外”。其中京师与州郡、宫城内外、禁中内外属一类，往往同时与官制联系。内官可以指侍中、中书等禁中所设机构之官，或在宫城中理事之官，也可以指整个京师之官；外官可以指在禁中以外理事之官，[23]或宫城以外的外朝官，也可指地方官。国内外、洛阳城内外为另一类，一般说是纯粹地域差别，和官制没有瓜葛。直到曹魏末、西晋初方才出现“统城外诸军”的官吏。既然如此，曹魏初年之都督中外，以城内外划分界限的可能性就更小。 那么，“都督中外”之“中外”究竟何所指呢? 我以为指宫城内外的可能性最大。 第一，早在汉代，保卫京师的中央军即以宫城内外划分界限。[24]南军保卫宫城，由卫尉统率。《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下师古注引《汉旧仪》：“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北军则保卫宫城外京师地区，由中尉(执金吾)统率。[25]《北堂书钞》卷五四引韦昭“辨释名”曰：“执金吾本中尉，掌徼循宫外，司执奸邪。”《续汉书·百官志四》执金吾下刘注引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则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全都宫内(中)、宫外对举。 第二，西晋京师军队主要也是以宫城内外划分界限： 《晋书·赵王伦传》：篡晋惠帝位，齐王冏等举兵反对，投附伦的义阳王威劝伦的心腹、中书监孙秀，“至尚书省与八坐议征战之备，秀从之。……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我们知道，西晋时尚书省尚设于宫城之中，崇礼闼乃尚书省门，[26]所以从上下文意看，这里的“内外诸军”，指的只能是宫内外军队，他们打算乘孙秀至尚书省议事之机，将他杀死，而义阳王威一看形势不妙，便偷偷溜走了。[27] 《晋书·杨骏传》：为辅政大臣，居宫城外。贾后在宫中调兵讨伐骏，骏“闻(宫城)内有变，召众官议之”。主簿朱振建议“宜烧云龙门以示威，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公自拥翼皇太子，入宫取奸人”。骏不从。“寻而殿中兵出，围骏府”。这里的云龙门、万春门均宫城门，云龙门是南门，万春门是东门。[28]所以“外营兵”之“外”，应是和宫内相对而言，指调宫城外军队来消灭宫内变乱。又太子所居东宫，在宫城外东方。和东宫对比，宫城有时也叫“西宫”[29]。打开宫城东边的万春门，引进东宫军队，方位完全吻合。在西晋，东宫军队数量不小。同书《张华传》刘卞说：“东宫俊乂如林，四率(指保卫东宫的太子左、右、前、后率)精兵万人”。而从上面引文看，它们也应属宫外军队的一支。另外，同书《武悼杨皇后传》：乃杨骏女，惠帝立，尊为皇太后，贾后发动政变讨骏，时“内外隔塞，后(太后)题帛为书，射之城外，曰救太傅(指杨骏)者有赏”。这个“城外”，有的学者将它理解为洛阳都城之外，以证明都督中外之“外”是城外军队。可是在兵荒马乱，宫内外隔绝的情况下，[30]杨太后如何能够越过宫城，将帛书射出洛阳都城呢?相反，如果将“城外”解为宫城之外，不但杨太后完全可以办到，而且也和朱振的引东宫及外营兵之主张相吻合。即杨太后看到宫城内军队已为贾后操纵，即将出讨，便把希望寄于宫城外军队，而不惜冒险射出帛书。 《晋书·楚王玮传》：拜北军中候，与汝南王亮、卫瓘不和，贾后使惠帝为手诏授玮，称“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指亮、瓘)”。玮“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手令告诸军曰：……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当指楚王玮临时指挥所)，助顺讨逆，……”。同书《张华传》：楚王玮杀亮、瓘，“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张华建议“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上从之，玮兵果败”。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 1.《张华传》“内外兵扰”之“内外”，和上引杨太后看到“内外隔塞”之“内外”，无疑是一个意思，指宫城内外。当时楚王玮在宫外调动大量军队，攻杀汝南王亮、卫瓘等，宫内外人心惶惶是不奇怪的。正因如此，张华建议“使外军解严”之“外军”，也不可能单指城外军队，而应泛指宫城外军队(《楚王玮传》此事作“遣殿中将军持驺虞幡使外军解严”，“中”、“外”相对，更清楚)。 2.《楚王玮传》之“遂勒本军”，《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胡注：“本军，玮所掌北军也”[31]。按上下文意，此“北军”这时当在宫城外。另外，楚王玮矫诏召三十六军，将“直卫者”与“外营”对举。这外营也应和上述《杨骏传》之“外营兵”一样，指的是这时宫城外军队。楚王玮命令的意思是：凡三十六军已在宫城中直卫者，要继续警备；其他未直卫留在宫城外的，均需到“行府”集合，一起去讨伐汝南王亮等。有没有可能这里的“外营”指城外军队呢?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次政变是贾后于夜间派人授手诏给楚王玮，开始发动，至天明而结束，[32]哪里有工夫远到洛阳城外去调兵?而且攻打汝南王亮、卫瓘府也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何况洛阳都城门天黑即关闭，[33]半夜出城调兵，大量军队进进出出，史料上岂能无一字反映?所以我认为楚王玮矫诏自封都督中外，只不过怕“本军”力量不够，要让宫城内外主要是宫城外一切军队，都听他指挥，来讨伐汝南王亮等，以期必胜而已，并不涉及城外军队。 3.说《楚王玮传》之“外营”不可能是城外诸军，还因为自西晋代魏后都督中外的权力似乎有所缩小。在这之前，司马师、昭担任此职时虽然“中外”界限已是宫城(见后)，但提到“外军”应该也包括城外诸军，因为它也属广义的宫城外范围，何况司马氏不断增加洛阳城外诸军的目的，就在于把它掌握于手中，[34]以增加控制曹魏政局的力量。但到晋武帝即位后，由于整个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就把城外诸军从都督中外的外军中分了出来。《晋书·武帝纪》：即位前，“初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这是一次改革。[35]但这次改革可能并未涉及上面的统率关系。晋武帝即位后，又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虽按旧制加叔祖父司马孚“都督中外诸军事”，另一方面又任命另一心腹、曾出卖高贵乡公投靠司马氏的王沈为骠骑将军，“统城外诸军事”。王沈死后，又以另一心腹太尉荀顗“都督城外牙门诸军事”。从这些任命中似乎可以这样推定，自此以后都督中外就不包括城外诸军，只总管洛阳城内宫城内外的军队了。因为城外诸军既已分别由四护军统率，其上又有了王沈或荀顗都督，就不可能再来一个都督中外在上面叠床架屋。同时，司马孚官太宰，荀顗官太尉，王沈拜骠骑将军(死赠司空，反映资历甚深)，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别，但俱极尊贵，恐怕不可能在任命司马孚之后，又让王沈、荀顗去受他统辖。如果上述分析不错，则楚王玮的都督中外就更谈不上与城外诸军有什么关系了。 以上一些零碎考证表明，基本沿魏制的西晋，其都督中外的界限，主要也在宫城内外，尽管已有某些变化。 第三，再看介于汉、晋之间的曹魏，虽然找不到明显以宫城内外作为界限，划分“中外”军队的材料，但京师军中保卫宫城的军队具有特殊地位，极受重视，则是可以肯定的。《三国志·魏书·许褚传》：尽忠曹氏，魏文帝即位，“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 “中”在这里应该就是宫中之“中”。《晋书·宣帝纪》：齐王芳时与曹爽不和，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后来这被指控为“破坏诸营，尽据禁兵，……有无君之心”。[36]而司马懿在发动高平陵政变前六年，就安排大儿子司马师任中护军，也掌管一部分宿卫禁兵；[37]发动政变时一面让司马师“将兵屯司马门(宫城门)”，“镇静内外”[38]，即控制宫城内外，另一面又派人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摄领中领军等营。这又表明，双方都在争夺宿卫禁兵；谁控制了它，谁就可以控制大局。正因此故，在废掉齐王芳，平定毋丘俭反抗之后，为了进一步稳固统治，司马昭便委任死党贾充为中护军，而不设中领军，主要的宿卫禁兵全归他统率。这就是为什么魏帝曹髦不甘心当傀儡，愤而讨伐司马昭，刚出宫城之云龙门，便被贾充率军轻易杀害，而洛阳无人响应的根本原因。[39]而到晋武帝代魏前夕，又以亲信羊祜为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武帝即位，羊祜以功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祜以大事既定，辞不复入”[40]。这里的“内外”，和上引司马师“镇静内外”之“内外”同，指的是宫城内外。所谓大事，便是晋武帝禅代。入，即入宫城任职。这条材料再次表明让亲信统率宿卫禁兵，控制宫城内外，对稳定洛阳政局，保证顺利禅代的无比重要性。 曹魏情况既然如此，再联系汉、晋制度，应该推定，曹魏“都督中外”之“中外”界限，同样不可能不在宫城内外。 由此可见，说魏晋之“都督中外”，其“中外”界限是洛阳城内外，根据是不足的，我主界限在宫城内外，似最近事实。即“中”指保卫宫城的禁兵，“外”指保卫宫城以外，整个洛阳都城的中央军。魏末晋初，城外诸军扩展，只是“外”军的扩展，至于“中外”界限仍在宫城内外这个标准，则并未改变。[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