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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国学热先后有两次。前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前后，但持续时间不长，而这次很不一样，不仅已持续了好多年，而且正在朝着更深更广的方面继续发展，譬如复旦大学前几年开始的通识教育，以及目前上海市推进的人文经典读书工程，可以说是国学热持续发展的重要表现。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最为主要的还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社会有着愈强的中国意识，以及从五千年历史经验中重新设计中国文化道路的现实需要。 本文将从古礼中去思考儒家近百余年来的思想历程以及未来的发展问题。 礼与儒学 我们现在讲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很多方面，而道德、礼仪，制度色彩比较弱。在古代，制度却无所不包，现代人所谓制度都可以用以前的礼制，甚至礼来概括。公羊家称孔子为“文王”，“文”不是现在所谓文学、文献，而是指典章制度，与文明的内涵相差无几。因此在古代，孔子被看作中国文明的保存者甚至创造者！由此可见礼与儒家的关联以及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我们通常把《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与儒家联系在一起，其实，“五经”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了，它是上古文明遗留下来的经典，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古人称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孔子之功在于他对“五经”的重新编订与修纂，使古代经典得以保存下来，并继续在春秋以后的新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 “五经”中的《礼》包括《仪礼》《周礼》与《礼记》，古人称为“三礼”。“三礼”在古代社会的地位是有前后变化的：两汉《仪礼》被奉为礼经；东汉以后，《周礼》地位开始上升；魏晋到南北朝，《周礼》立于学官成为《礼经》；唐代孔颖达奉旨撰《礼记正义》，又使《礼记》取代《周礼》成为新的《礼经》；到南宋，朱熹把《大学》《中庸》两篇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从此以后，形成了以“四书”为中心的新的经典系统。 儒学的兴起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有很大关系。孟子如此描述那个时代：“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司马迁形容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古人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可见当时这种君臣父子纲常的破坏已严重到引起天地制度的崩塌。正是这样，孔子试图通过作《春秋》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礼制，而删述“五经”，不仅保存了古代文明，更具有一种制度创新或文明更新的意义。孔子作为“文王”的意义正在于此。 由于儒家与礼乐的这种关系，晚清儒学地位衰落带来的结果就是礼崩乐坏，俗称道德沦丧。没有儒学，传统社会很难维持一个道德局面。所以儒学的复兴，就非常强调道德重建。 儒家最核心的价值是“孝”。自古帝王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汉以后皇帝的谥号里大都有一个“孝”字——因为皇帝自己要以孝作为天下百姓的表率。为什么儒家要讲孝呢？孝与礼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国自春秋晚期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宗族的瓦解；其二，家庭变小。这种两三世同居的小家庭构成了春秋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因此，对于小家庭来说，孝是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但是，对于大家庭来说，尤其是对于宗族而言，单靠孝是不行的。譬如，子女对父母纯粹可以凭着孝亲之情去处理，但对于血缘稍疏远的亲戚等，就不能仅以这种态度对待，毕竟关系没这么亲近。必须讲礼，因为礼尚往来——你对我一分好，我也相应对你一分好，这是处理一般亲戚及朋友的态度；而孝不一样，父母对子女的好，以及子女对父母的好，是无条件和无私的，纯粹出于自然情感。因此，家庭这种小群体是可以借助孝来维系，但对于关系没那么亲近的宗族成员就必须用礼来维系。 东汉以后，中国大家庭又出现了，尤其至宋以后，宗族又复兴了，这都是需要礼来维系的较大血缘群体。这可以说是儒家重视礼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近代反传统的人也把革命的矛头对准礼教，反过来证明了礼在古代社会中的巨大作用。 [NextPage] 古礼与今礼 礼有古今不同。对孔子来说，周礼是古，春秋时代是今。而儒学的创立，就是孔子面临着旧制度崩坏之时，审时度势制订了一套新的制度。正是通过孔子，旧的制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得以在新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同样，目前政治制度的创新，决不能来自西方，而必须来自古老的中国传统。儒学在当代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自己传统的重新诠释，使传统焕发出新的活力，并继续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作用！ 我们现在讲儒学的复兴，不是要完全回到传统的经典，而必须对传统经典作新的阐释。公羊家讲孔子“改制”，就是说孔子对已经崩坏的周礼进行损益，而订立出一套新的礼制。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古今问题，其核心就在于如何对待传统的儒家，如何对待传统的礼。我们必须仔细体会孔子当年改制的用心，不仅把握古礼的基本精神，而且要对目前现实有切实的了解，才能使儒学的重新阐释具有现实的生命力。 《礼记》第二篇《檀弓》记载了孔子如何面对古礼。当时他对于这个古礼用两种方法处理：一是废弃古礼中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但更多是采取俗称“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保留古礼的某些形式，但重新阐释古礼的意义。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我们最重视的丧礼。儒家认为丧礼是“哀戚之至”，因为我们平日与亲人经常在一起，一旦亲人离开人世，我们自然会有一种比平时更加深切的哀痛之情。而儒家制定一整套仪式繁复的丧礼，目的就是能让我们在亲人离开我们时尽情又适当地表达对死者的感情。然而，孔子之前的古丧礼又是怎么回事呢？ 《檀弓》有言：“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所以异于生也。丧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难言也。”古代的君臣关系就像形容我军与民众的关系——“鱼水之情”，甚至用“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形容也决不为过。可见，古代君臣之间绝非仅限于政治上的尊卑等级关系，因此，臣子去世，君王要去吊丧表达哀悼之情。但为什么君王要带着巫祝、桃茢，甚至拿着兵器？其实我们参加过追悼会就会有体验：当我们瞻仰一个生前很熟很亲切的人的遗容时，我们的感觉绝对与死者生前不同。现在尸体好歹还是经过美容的，而古代如果看到不经装饰的尸体，又会是什么感觉？恐惧？厌恶？肯定是一种不好的负面情感。所以，人死了旁人肯定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感。我们曾经对某人如此亲爱或尊敬，死后却又如此恐惧、厌恶，显然，这样矛盾的情绪对人类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是很不好的。 人的感情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好的、正面的，比如我们为亲人的离开而感到哀痛；另外一些则是不好的。丧礼最初就是起源于人的负面情感，但经过儒家的重新阐释，却强调了其中积极的方面——对逝去亲人的哀戚之心，这对于道德的建立极其重要！儒家赋予了葬礼完全不同的新内涵，这就是孔子改制的重大意义！ 不仅孔子本人对古礼进行了损益，历代儒家都结合当时社会现实的具体情况，对礼进行了损益。那么，孔子对古礼进行损益依据的是什么原则呢？ 这需要首先把握古礼的精神。《礼记》的《曲礼篇》第一句就点出了古礼的基本精神：“毋不敬”。 很多人读论语时，只注意到了对礼的一种解释。《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里是把仁看作礼的基本精神。其实，这是孔子的创获，是他把仁加到古礼里面的，至于周代的礼，则是以“敬”为精神的。 什么是敬呢？现代人对此理解得有些偏颇。《曲礼》有语：“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因此敬就是对尊者的敬。我们要对别人保持尊敬，就要把他放在尊者的位子上，这也就意味着要把自己放在卑者的位置上，往往表现为比较拘谨，这就是尊敬。 什么是仁呢？仁就是爱。古人讲爱，通常与男女之情无关，而强调家庭内的亲亲之爱，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一般来说，父母对子女的爱出乎自然，无须强调，但子女对父母孝的情感，则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社会的要求。所以，孝既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自然情感，又是一种伦理道德。 孝或爱是古礼的另一个精神。《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孔子的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长，建议改为一年。在古人看来，最为深切的哀痛则是父母去世，因此，子女必须通过守孝三年才能表达其哀痛之情。从现代人角度看，三年显然太长，更不用说古礼中还有许多在守丧期间的严格规定，如食素、居庐、绝欲之类，都不是现代人能够忍受的，更别说出仕做官的人还必须辞职中断仕途，看上去简直“不符合人情”。然而，孔子却从人情的角度论证了三年之丧的合理性，他对宰我说，一个人自诞生起，父母辛辛苦苦抚养子女三年，因此作为回报，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是很自然的情感。 总之，孔子改制，就是稍损古礼中尊尊的精神，而增益古代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仁爱精神，而建构了一套适应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新礼制。 [NextPage] 儒学、儒术与儒教 自汉武帝尊六艺起，儒家凭借对六艺的掌握，取得了政治、思想上的独尊地位。而到了晚清，中国因不能抵挡西方文明坚船利炮的冲击而衰败，同时牵连了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使之受到巨大冲击。传统中国必然要现代化，而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成了当时国人的普遍认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思想家，重新思考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把中国之落后归咎于君主专制政治，进而试图改造与君主专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儒学，使之适应当时代的需要。他的改造方法就是借助西方“政教分离”的观念将儒学宗教化，使儒学不致随着君主制度的倾覆而受到牵连。然而可惜因推行方法不当屡受挫折，尤其与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产生了瓜葛，最终葬送了他的努力，最终导致儒家在中国落入了最低谷。 随后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则完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基本前提，即试图从儒学传统中引出科学与民主这类价值出来，从而使之适应现代社会。但因仅仅强调了儒学中的某些方面如道德，忽略了政治方面的资源，导致儒家随着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唾弃而一并被抛弃了。 显然，新儒家对传统儒学的理解太过片面，而且在学术上又有着先天的缺陷。康有为不同，他站在传统的视角领域，又试图从这片领域中走出来，然后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怎样改造使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虽然失败但未免可惜。与之相比，前面的人太过保守甚至流于迂腐；而后面的新文化旗手以及新儒家则完全离开了传统，只拥抱西方的思想，而不顾及中国的具体实际。 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深入发展，我们看到，目前学术界有了一些新倾向，与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新儒家不同，更强调儒学应当发挥一种更为广泛的作用——儒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决不仅囿于道德，而应该有着制度方面的贡献。 除了新儒家外，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不妨值得我们思考。早期“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西方，到了晚年，它的内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孙中山晚年强调“三民主义”与传统的关系，认为它跟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向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三民主义”与大同社会具有何其相似之处。由此，其在近代思想史上开辟了两条先后的道路，即先革命推翻数千年君主专制寻求现代化基础的道路，而后过渡到渐进改造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总结 目前我们长期坚持下去的改革创新，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由革命方法过渡到顺应民意的改良方法的体现，因袭了当初开创的现代化和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回顾近代革命，都有把传统当作革命的对象批判的因素在内，这是与当时环境下的革命冲动有关，而现在改良社会的过程中，以前仿佛作为革命对象的传统也就合乎逻辑地开始得到复兴，这就是当前国学热的根本原因。 （曾亦，1969年生，湖南新化人。1987年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政治学专业学士学位。1994年至2000年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2000年起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至今。目前主要从事先秦儒学、宋明理学、清代经学及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礼记导读》《宋明理学》，先后主编《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中国社会思想史读本》《复旦社会学论坛》等，并有学术论文数十篇，同时担任上海青年人文经典读书工程特聘专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