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期吴国名将。 诸葛恪是吴国名臣诸葛瑾(诸葛亮兄长)长子，从小即有才名，平日辩难析疑，少有人及。孙权对他非常欣赏，对诸葛瑾说：“人言蓝田生玉，如今看来，真是一点不假。” 诸葛恪二十多岁，被拜为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人随侍太子孙登讲论道艺，所以成了太子的宾友。后来，从中庶子转任左辅都尉。 其父诸葛瑾脸长似驴。孙权喜欢和他开玩笑。一次，大会群臣，孙权使人牵一驴。众人大笑。因为驴的脸上有一标签，上曰：“诸葛子瑜。”“子瑜”是诸葛瑾的表字。诸葛恪跪到孙权面前，说：“乞请竺益两字”(《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孙权同意，诸葛恪便在标签下方接着写了“之驴”二字。在座的人又欢笑起来，孙权也很高兴，把这驴赐给了他。 过几天，孙权又见到诸葛恪，问他：“卿父与叔父孰贤？”诸葛恪应声回答：“臣父为优。”孙权问其故。诸葛恪说：“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孙权听罢，禁不住大笑。便命诸葛恪依次给大家斟酒。斟到张昭面前，张昭先已有了几分酒意，不肯再喝，对诸葛恪说：“此非养老之礼也。”孙权说：“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于是诸葛恪反驳张昭：“师尚父(吕尚)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张昭无话，只好饮酒。 后蜀国有使者到，群臣毕集。孙权对蜀国使者说：“此诸葛恪雅使至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诸葛恪当即跪在孙权面前拜谢。孙权感到奇怪，问他：“马未至面谢何也？”诸葛恪说：“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据记载，孙权设宴招侍蜀使费祎，提前命令群臣：“蜀使到来，只管低头饮食，不要理他。”于是，费祎进来时，只有孙权阵下饮食，群臣仍旧低头用餐。费棉见状，嘲弄他们说：“天上凤凰来翔，麒麟为之吐哺，一群驴骡无知，低头饮食如故。”诸葛恪回敬他：“我们栽植梧桐，本为接待凤凰，何处飞来燕雀，也称什么‘来翔’，何不用弹射之，让他返回故乡。”费柿因吃饼，写成《麦赋》，诸葛恪则写《磨赋》，众人称赞不已。 表现诸葛恪才思敏捷、善于应对的事还有好多。孙权觉得他很不寻常，想考察他的能力。任命他为代理节度，节度掌管部队的粮食供应，往来文书繁琐，他不太喜欢。 当时吴国士兵实际上是生产奴隶，他们生产的产品由孙权和诸将分占，但养兵的费用仍由农民来承担。因此，吴孙权及诸将都不断地驱略民众，扩大兵额。 诸葛恪把目光转到了居住在丹杨郡的越族(三国时，分布在今苏、皖江南及浙、赣、闽山区的土著居民，史称“山越”。长期以来不服统治，吴为增强实力，强征为兵，山越辄起反抗，丹阳地区尤甚)身上。他认为丹杨山势险峻，民风果敢刚劲。以前虽也在那里征发过兵众，但征的不过是边缘县分的平民，很少有深远腹地的人。于是，他屡次请求出任丹杨地区的长官，想去把那里的兵员全部调发出来，并说，只要三年，就可征得甲士四万人。实际上是虏获四万生产奴隶。 朝中官员议论纷纷，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人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三国志·诸葛恪传》)为原因，认为此事难行。 诸葛瑾闻后，也认为此事难做。他叹息说：“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只有诸葛恪信心百倍，尽力陈述必胜的道理。 嘉禾三年(234年)，孙权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拨给他手执棨戟的骑兵三百人，授官仪式完毕后，孙权还特意命令摆好仪仗，兴作鼓吹，引导簇拥他回家。诸葛恪时年三十二岁。 诸葛恪到任后，采用武力围困与招抚并用的方针，发放公文给四郡所辖属县的长官，命令各郡严守疆界，严肃法纪，已归顺的山民，一律设屯聚居。随后，调集各路将领，派兵据守险要峪口，修筑围困工事，不与山越交兵，又令士兵全部抢收田野成熟的稻谷。山越人新谷无收，旧谷食尽，因饥馑而被迫出山归降。诸葛恪下令：“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山民周遗，过去横暴为恶，如今困迫无路，只好出山，心仍存异志，准备伺机为乱，臼阳县长胡伉知他心思，把他绑送到郡府。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了“不得扣押、拘禁山民”的教令，将其斩首。山民听说胡伉被杀经过，知道官府只是想让大家出山，没有别的意思。于是大批山民扶老携幼，纷纷归降。 至六年(237年)十月，先后收服达10万余人。诸葛恪将其中丁壮4万余编入军队，其余迁居平原从事生产，成为政府直接控制的编户平民。孙权把所得人众，分给诸葛恪一万人，其余的分给各位将领。 孙权嘉赏诸葛恪的功绩，派尚书仆射薛综赴军慰劳。薛综先移文诸葛恪道：“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藜莜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土。虽实国家威灵之所加，亦信无帅临履之所致也。虽《诗》美执讯，《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汉之卫、霍，岂足以谈？功轶古人，勋超前世。主上欢然，遥用叹息。感《四牡》之遗典，思饮至之旧章。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稿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拜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诸葛恪请求率兵在庐江皖口屯田，到皖口后，派轻兵袭击舒县，俘获该县百姓，然后回军。诸葛恪还向远处派遣侦察人员，察看道路和险要关隘的形势，想要攻取寿春。孙权认为时机不成熟，没有同意。 赤乌年间，魏将司马懿欲攻诸葛恪，孙权想发兵接应，可望气者说不利于出兵。于是让诸葛恪移守柴桑。诸葛恪得知丞相陆逊对自己有意见，便写信给他，书曰： “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愚以为君子不求备于一人，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干，其见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之徒，亚圣之德，然犹各有所短，师辟由喭，赐不受命，岂况下此而无所阙？且仲尼不以数予之不备而引以为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加以当今取士，宜宽于往古，何者？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职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便可奖就，骋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适，私行不足，皆宜阔略，不足缕责。且士诚不可纤论苛克，苛克则彼贤圣犹将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则难，以人望人则易，贤愚可知。 自汉末以来，中国土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为祸，原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责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浸润之谮，纷错交至。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已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张、陈至于血刃，萧、朱不终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信中主要讲述了不能求全责备，应以大局为重。时陆逊去世，诸葛恪升任大将军，假节，驻扎武昌，代陆逊领荆州刺史。 公元251年12月，孙权病，而太子年少，征召诸葛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总统军国大事。第二年四月，孙权垂危，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等人嘱托后事。第二天，孙权去世。孙弘平时与诸葛恪不和，害怕以后受制于他，便封锁孙权去世的消息，想矫诏除掉他。诸葛恪闻知，杀死孙弘，发布孙权死讯，为之治丧，并写信给弟弟公安督诸葛融，书曰： “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弃万国，群下大小，莫不伤悼。至吾父子兄弟，井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隶，是以悲恸，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践酋号，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惭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观，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近汉之世，燕、盖交遘，有上官之变，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与贼犬牙相错，当于今时整顿军具，率厉将士，警备过常，念出万死，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无忝尔先。又诸将备守各有境界，犹恐贼虏闻讳，恣睢寇窃。边邑诸曹，已别下约敕，所部督将，不得妄委所戍，径来奔赴。虽怀怆但不忍之心，公义夺私，伯禽服戎，若苟违戾，非徒小故。以亲正疏，古人明戒也”(《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孙亮即位，年仅十岁，拜诸葛恪为太傅。诸葛恪为收取民心，广施德政，“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取消监视官民情事的制度，罢免耳目之官，免掉拖欠的赋税，取消关税)”(《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每一举措，都尽量给百姓以德泽实惠，民众莫不高兴。诸葛恪每次外出，都有好多人引颈相望，想一睹其风采。 当初，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年)迁都建业，二年修筑东兴堤阻挡湖水，后来征淮南，反而被湖内的船打败，于是废堤不治。建兴元年(252年)十月，诸葛恪在东兴征集人力，重建大堤，左右依山各筑城一座。派留略、全端分守东、西两城，各带兵千人，自己则率兵返回建业。 魏认为吴军入其疆土，耻于受侮，于同年十二月，魏王曹芳分兵三路攻吴：征南将军王昶进攻南郡(今湖北江陵)；镇南将军毋丘俭进攻武昌(今湖北鄂城)；镇东将军诸葛诞、征东将军胡遵率军7万进攻东兴(今安徽巢县东南)。作浮桥渡水，攻打两城。吴守军告急，诸葛恪亲率援军4万，昼夜兼程，急驰东兴。胡遵等命令部将建造浮桥、渡过湖面，列阵于堤上，分兵进攻东、西二城。但因城在高峻之处，仓猝间未能攻克。 时诸将皆说：“敌闻太傅自来，上岸必遁走。”唯独冠军将军丁奉说：“不然。彼动其境内，悉许、洛兵大举而来，必有成规，岂虚还哉？无恃敌之不至，恃吾有以胜之”(《三国志·吴书·丁奉传》)。诸葛恪上岸后，令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等人为前锋，攀山西进，因山路狭窄，行进迟缓。丁奉说：“今诸军行迟，若敌据便地，则难与争锋矣”(《三国志·吴书·丁奉传》)。于是诸军避于两旁，丁奉自率3000人疾速突进，下山后改乘舟楫，时值北风，丁奉顺风直下，仅两日即至东兴，占据徐塘(即濡须坞，在今安徽含山西南)。 时天降大雪，魏军诸将正置酒高会，毫无戒备。丁奉见魏军前部兵少，对大家说：“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三国志·吴书·丁奉传》)？遂令众军脱去衣甲，丢弃长枪大戟，只带头盔和短刀盾牌，率部轻装突袭魏军前部营垒，吕据等部也相继赶到。魏兵远远看见，指点大笑，不加防备。谁料吴兵登上堤岸，擂鼓呐喊，奋勇向前，魏军惊恐溃逃，争渡浮桥，因超载桥断，落水及自相践踏而死者达数万人，魏军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先后溺死。毋丘俭、王昶等以东兴兵败，皆烧营退走。吴军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吴主进封诸葛恪为阳都侯，加封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并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 东兴克敌之后，诸葛恪遂有轻敌之心。第二年春天，又要出兵。大臣们认为国力不支，军士疲惫，一致劝阻。诸葛恪不听。他写成一篇文章，晓喻众人。文曰： “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战国之时，诸候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恣情从怀，惮于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当时虽有吞智者，不能复为画计，于是景升儿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凡敌国欲相吞，即仇雦欲相除也，有仇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夫差自恃强大，闻此邈然，是以诛子胥而无备越之心，至于临败悔之，岂有及乎？越小于吴，尚为吴祸，况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穴国，不能半之。然所以能敌之，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淩，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自本以来，务在产育，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 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今不达远虑者，必以此言为迂。夫祸难未至而豫忧虑，此固众人之所迂也。及于难至，然后顿颡，虽有智者，又不能图。此乃古今所病，非独一时。昔吴始以伍员为迂，故难至而不可救。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故无以治其子孙。今恪无具臣之才，而受大吴萧、霍之任，智与众同思不经远，若不及今日为国斥境，俯仰年老，而仇敌更强。欲刎颈谢责，宁有补邪？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右其虑其大危而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风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殁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文中诸葛恪举出古今事例，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不乘此时伐魏，将留下长远的遗憾。大臣们明知诸葛恪强词夺理，但形格势禁，一时无人敢再劝阻。 丹杨太守聂友与诸葛恪素有旧交，写信劝他说：“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诸葛恪把自己写的文章送给聂友，并在后面题字说：“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公元253年三月，诸葛恪不顾众人反对，征发二十万人伐魏。吴地百姓骚动，诸葛恪开始失去民心。 诸葛恪欲先到淮南炫耀武力，驱略百姓。有部将劝他：“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即合肥新城，今安徽合肥西北)。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诸葛恪依计，五月于回军包围新城，企图诱敌打援。 时蜀卫将军姜维与吴呼应，率军数万自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出石营经董亭(均在今甘肃武山南)，进围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魏处于两面受敌困境。 魏大将军司马师审时度势，采纳谋士虞松的建议，确定避免早期决战，先打弱敌的方略：遣车骑将军郭淮、雍州刺史陈泰率关中军解南安之围；令镇东将军毋丘俭固守扬州(今安徽寿县)；以太尉司马孚统兵20万于合肥方向待机，听任吴军围攻新城，以牵制和疲惫对方，拟伺机破敌。 魏扬州牙门将张特率3000人拒守新城，苦战月余，士卒病亡战死者过半。但吴兵仍不能攻克。诸葛恪督师强攻，城池将陷。张特行缓兵之计，向魏军伪降，乘夜修补城防工事，继续死守。是时，陈泰率部进至洛门(即洛门聚，今甘肃甘谷西)，姜维因久攻南安不克，军粮已尽，撤围退走。 由于士卒疲劳，加上天热和饮水等原因，士卒们患腹泄、脚气病的已经达半数以上，死的伤的随处可见。各营军官所报病人数目越来越多。患疾者过半，死伤惨重。诸葛恪认为军官们说假话，扬言要把他们杀掉，于是，谁也不敢再去汇报。 诸葛恪自知攻魏失策。又以攻城不下为耻，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提了点不同看法，诸葛恪怒，立夺其兵权；都尉蔡林屡次献策，诸葛恪都不采纳，策马投魏。魏军知吴军疲病，于是命司马孚、毋丘俭趁势率军急进，合击吴军。七月，诸葛恪率兵撤退。一时，“土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然诸葛恪却安然自若。 诸葛恪率军在江渚住了一个月，后又想到浔阳去屯垦。直等朝廷召他回去的诏书一封接一封地送来，他才慢悠悠地领兵返回。从此，众庶失望，怨恨大兴。 八月，诸葛恪回到建业，他盛陈仪仗、势焰煊赫地归入府馆。 回府后，诸葛恪当即召来中书令孙嘿，厉声喝叱：“卿等何敢妄数作诏？”孙嘿噤若寒蝉，惶惧退出，告病辞官。诸葛恪检点名录，把自己出征后选曹奏准任命的各级官员，一律罢免，重新选任。此后，诸葛恪愈治威严，动不动就对人横加责备。进见他的人，个个屏息敛气。他还改换宿卫人员，用他亲近的人来担任，并命令部队整装待发，想进攻青州、徐州。 孙峻想与诸葛恪争权，便利用诸葛恪为万民所怨、众口所嫌的机会，说他想制造叛乱。这年十月，孙峻和吴主孙亮定下计策，置酒请诸葛恪赴宴。前一天晚上，诸葛恪精神烦躁不安，通宵不寐，而且，家中数有怪异，“明将盥漱，闻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因此内心疑虑。到要朝见时，诸葛恪停车宫门之外，逡巡未入。 孙峻此时已在帷帐内埋伏了士兵，担心诸葛恪不按时进来，事情败露。于是，出来迎着诸葛恪说：“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想以此来试探诸葛恪。诸葛恪说：“我当自力入。”这时，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偷偷写条子给他，上面写着：“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诸葛恪拿给滕胤看，滕胤劝他回去。诸葛恪说：“卒腹痛，不任人。”滕胤不知孙峻的计划，对诸葛恪说：“君自行旋未见，今上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力进”(《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诸葛恪踌躇而至，带剑上殿，向吴主行礼入坐。侍者端上酒来，诸葛恪迟疑不饮。孙峻侦知其意，说：“使君病未善平，当有常服药酒，自可取之”(《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喝着自己带来的酒，诸葛恪的心情这才安定下来。酒过数巡，吴主孙亮起身回内殿，孙峻假托如厕，脱掉长衣，换上短装，出来厉声喝道：“有诏收诸葛恪”(《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诸葛恪惊起，欲拔剑，尚未出鞘，而孙峻的刀已经接连砍下。张约从旁边砍孙峻，伤了他的左手，孙峻也随手砍断了他的右臂。时卫士皆冲上殿来。孙峻说：“所取者恪也，今已死”(《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于是命令刀剑入鞘，把宫殿打扫干净，继续饮酒。 据《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此前有童谣说：“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反语石子冈，建业城南有道长长的丘陵，叫石子冈，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钩落，是一种带装饰的皮带，世称钩落带。诸葛恪死后，果然被人用芦席裹了身体，以竹蔑为带，抛到石子冈上。现在看来，这童谣或是诸葛恪死后人们造作而成。 诸葛恪长子为诸葛绰，是骑都尉，被诸葛恪毒杀。次子诸葛辣，为长水校尉；幼子诸葛建，为步兵校尉。闻诸葛恪被杀，车载其母而逃。孙峻派人于白都追杀了诸葛辣，诸葛建欲北投魏国，行数千里后，被追兵所抓。 诸葛恪被夷灭三族，其外甥都乡侯张震及常侍朱恩等皆被杀。当初次子诸葛辣屡谏诸葛恪，但诸葛恪不从，常忧惧祸。 诸葛恪死后，临淮臧均上表请求收葬诸葛恪，表曰： “臣闻震雷电激，不崇一朝，大风冲发，杀有极日。然犹继以云雨，因以润物，是则天地之威，不可经日浃辰，帝王之怒，不宜讫情尽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讳，敢冒破灭之罪，以邀风雨之会。伏念故太傅诸葛恪得承祖考风流之烈，伯叔诸父遭汉祚尽，九州鼎立，分托三方，并履忠勤，熙隆世业。爰及于恪，生长王国，陶育圣化，致名英伟，服事累纪，祸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属以万机之事。恪索性刚履，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帮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侍中武卫将军都乡候俱受先帝嘱寄之诏，见其奸虐，日月滋甚，将恐荡摇宇宙，倾危社稷，奋其威怒，精贯昊天，计虑先于神明，智勇百于荆、聂，躬持白刃，枭恪殿堂，勋超朱虚，功越东牟。国之元害，一朝大除，驰首徇示，六军喜踊，日月增光，风尘不动，斯实宗庙之神灵，天人之同验也。今恪父子三首，悬市积日，观者数万，詈声成风。国之大刑，无所不震，长老孩幼，无不华见。人情之于品物，乐极则哀生，见恪贵盛，世莫与贰，身处台辅，中间历年，今之诛夷，无异禽兽，观讫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域，凿掘斫刺，无所复加。愿圣朝稽则乾坤，怒不极旬，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项籍受殡葬之施，韩信获收敛之恩，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国泽加于辜戮之骸，复受不已之恩，于以扬声遐方，沮劝天下，岂不弘哉！昔栾布矫命彭越，臣窃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肆情，其得不诛，实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谨伏手书，冒昧陈闻，乞圣朝哀察”(《三国志·诸葛恪传》)。 于是孙亮、孙峻让诸葛恪旧部将其敛葬于石子冈。 当初诸葛恪时，聂友知诸葛恪将死，写书于滕胤：“当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诸葛恪死后，孙峻忌聂友，想让其为郁林太守，聂友忧郁而死。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为诸葛恪作出如下评价：“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若躬行所与陆逊及弟融之书，则悔吝不至，何尤祸之有哉？”实无虚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