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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汉对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匈奴进行的两次纵深突袭作战。 汉武帝刘彻对匈奴发起战略反击后，先后取得了河南、漠南之战的胜利(参见河南之战、漠南之战)。匈奴单于和右贤王远遁大漠以北，河西仅存休屠王、浑邪王等部，势孤力单。汉武帝抓住有利时机，发起河西之战。此役分为春、夏两次作战。 二年春，汉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精骑万人，由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出发，涉狐奴水(今甘肃石羊河)，历五国，转战六天，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之大黄山)，向西北挺进千余里。大败休屠王、浑邪王部，杀折兰王、卢胡王，俘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斩获8900余人，汉军损失十分之七(参见第一次河西之战)。 同年夏，为进一步歼灭匈奴有生力量，完全控制河西走廊，汉武帝令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精骑数万，由北地(郡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发，分两路进攻河西匈奴。霍去病率部渡黄河，经沙漠南缘，迂回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西过小月氏(今甘肃敦煌市南湖镇阳关遗址西南)，转向东南，攻至祁连山(今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北)，大败酋涂王。降俘6500人。斩首3万余。汉军亦伤亡十分之三。另路公孙敖部因迷失方向未能参加作战(参见第二次河西之战)。 为策应霍去病作战，郎中令李广、卫尉张骞率骑兵万余，从右北平(郡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北)出发，进击左贤王。李广率4000骑北进数百里，因张骞部未能按时出发，被左贤王4万骑包围，军士皆恐慌，李广命其子李敢率数十骑冲击匈奴骑兵队伍，以鼓舞士气；并将骑兵列成圆阵御敌，匈奴进攻，则弓弩齐发。激战终日，汉军箭矢将尽，李广手持强弩“大黄”，连续射杀匈奴裨将数人，缓解了匈奴的进攻。战至次日，汉军死伤过半，匈奴也伤亡很大。时张骞率万骑赶到，左贤王解围北撤，完成了牵制左贤王部的任务(参见李广、张骞击匈奴左贤王之战)。 战后，伊樨斜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惨败，欲召至单于庭诛之。二王恐，乃向汉求降。休屠王悔，浑邪王遂杀休屠王，并其众，共4万余人降汉(参见霍去病迎浑邪王降汉之役)。西汉将降众分置陇西、北地、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鱼河堡)、朔方(郡治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五郡塞外，称五属国。此后，陇西、北地和河西地区少有匈奴攻掠，遂减戍卒之半。 点评：此战，西汉采取大骑兵集团大纵深迂回，远程奔袭、连续突击等战法，使匈奴措手不及，受到歼灭性打击。霍去病之所以在数月之间连败河西匈奴军，除了归功于汉武帝用兵河西战略决策的英明之外，还得益于下述约诸多因素。首先，四军的作战时机选择恰当，战术运用巧妙。匈奴历来多在秋高马肥之时用兵作战，而汉军由于马匹有粮草饲养，故骑兵的作战并不完全受到季节的影响，春、夏两季皆可出击。此次，汉军在春季作战之后稍事休整，随即发起第二次进攻，这种连续作战的方式突破了匈奴骑兵的作战常规，完全出乎匈奴的意料之外，因而能取得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良好效果。其次，汉军统帅英勇、将士能战，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霍去病于漠南战役中脱颖而出，此次出战河西，是他第一次独立领兵作战。这位年轻的主帅，一向具有剽悍勇猛的战斗作风，不畏艰险，不怕强敌，作战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这不能不极大地鼓舞汉军的士气，激励他们英勇奋战。汉军广大将士的英雄主义行动和高昂的斗争精神，为夺取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第三，汉军注意区分主要敌人和胁从分子，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河西历来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在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之下，民族矛盾一直比较尖锐。霍去病在两次河西之城中，都注意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坚持“舍服知成而止”山的政策，只要敌军表示归眼便赦而不问，而把汀击的目标集中在拒不归服、坚持反抗的一小部分顽敌身上。第一次进军河西时过遫濮部落而不战，皋兰山下的废战也只抹杀“锐悍者”而不残无辜等，都是“舍服知成而止”政策的具体表现。这不仅对分化瓦解敌军、夺取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而且还对河西各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浑邪王的数万部众在后来归降了汉廷。河西之战使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役使匈奴继失河南地后又丧失河西，其统治西部地区的根基便被彻底拔除了。此后，匈奴不仅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长期陷于被动的地位，同时也在经济上遭受重大的损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