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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权建立以后，面对“障塞破坏，亭燧绝灭”的局面，采取了收缩边防的政策。“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相应地，放弃了对北部边郡的经济开发。 一方面，大规模内徙边民。从建武十年（公元34年）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东汉王朝分别迁徙定襄、雁门、代郡、陇西、上谷、安阳、北地、上郡、西河、朔方等郡之民于内郡。如此大规模徙民于内郡，使北部边郡显得意外萧条；同时，民间自发的、零散的、渐进式的移民内郡，更使得边郡人口锐减。把《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户口统计与《续汉书·郡国志》所记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户口统计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其耗减量十分惊人。平帝元始二年，西汉北部边郡有1151828户、5114887口，而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锐减至320469户、1399131口；分别仅占西汉平帝时户数的27.82％和27.35％。在农业社会，人口是衡量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人口锐减，其经济衰退之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时人王符曾云：“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才]置数百，而太守周迥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 另一方面，则是少数民族大量入居塞内。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起，南匈奴、乌桓、鲜卑相继入塞，交错于边郡。 少数民族入居边郡，固然有助于加强民族融合。但对东汉王朝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原来牧马区大多变成了战场，政府无法在宜牧区牧养马匹，使东汉王朝逐渐放弃了北部边郡的苑马收养。如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其次，使屯戍区大为缩小。西汉常置的屯田机构亦日渐废去，使戍耕点越来越少，游牧区不断南移。加上东汉王朝对入居少数民族羁縻失当，致使边乱十分频繁，据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犯边达20余次，羌人犯边40次，乌桓、鲜卑犯边达30余次。如此频繁边乱及边郡战争，使得北部边郡经济一落千丈，史称“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遂至虚耗”。东汉衰亡，祸起于边，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与东汉放弃边郡开发不无关系。 三 西南边郡，由于居民种族群落较小，“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陵暴之害不能深也”。汉王朝对其统治有异于北部边郡，而以政治治理为主，采取了灵活变通的统治政策，实行郡县、土长并重的双轨制统治方式。既设郡县，任命太守、令、长执行大政方针，有又任命大小部落首领为王、侯、邑长，“以其故俗而治”。郡县守令治其土，王、侯、邑长治其民。 在经济开发上，也相应地采取了因地制宜、循行渐进的方式运作。主要表现在： （一）实行“初郡无赋”的优惠政策。《汉书·食实货志》：“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西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以其故俗治”，其经济上的意义是承认边郡民族的特殊性，在不强行改变边郡民族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对边郡民族实行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 “无赋税”，即对边郡民族实行免征或少征赋税。它是由于边郡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各异且发展极不平衡所决定的。两汉在西南设治之初，一度做到了免征或少征赋税。如西汉平南越、西南夷，于其地置17初郡，郡县吏卒的给养和车马，均由旁郡供给。即使在有些地区征税，也因民族之差异，不与内郡一样按田亩交纳租税，而只象征性的交纳土贡。如东汉且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人相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之领、盐1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 封建统治者强调统治方式和治理措施的灵活性适应了西南边郡地区所存在的民族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西南边郡民族，生产方式多样，大体分为“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文化型；“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型文化；还有“或土著，或迁徙”的半农半牧文化型。两汉政府在“以其故俗”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进行了适度开发。如西汉末年，“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地，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益州如此，西南边郡其他宜耕地区也多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说到犍为南部今云南昭通一带“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楚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后汉书·郡国志》犍为条注引《南中志》曰：“（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此外，在今四川西昌、云南呈贡、大理等地，都出土了东汉时期的陂池和水田模型，陂池与水田间有沟漕相连，足证内地农田灌溉技术已传入西南边郡地区。一些地区粮食丰裕，以致“米一斗八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