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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的角度而言，互文，或说互文性，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的一种关系，一个文本的因素被转移或引申到另一个文本当中，这就构成了“互文性”。互文性的文本是一种别具意味的文学的记忆形式。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文本为例，探讨如何解读现代汉语文本中“古代汉语语言镶嵌”的问题。 在《异秉》当中，小说本来是在讲述主人公王二的发家史，但是，这个事件却不断被作者对于古语的留恋所打断：王二的买卖由街上搬到店铺之中，他的地摊也相应变成了柜台，写到这里，汪曾祺忽然插入这样一段文字： 这条街上过年时的春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本经营的买卖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 王二的买卖和春联既有联系又没有联系：别人的店铺要贴春联，但是王二的就不贴；尽管不贴春联，可王二的买卖却仍然适合“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一句。费了这些口舌，就情节而言，只是为了表明王二买卖的规模和现状：如嫩草般柔弱，但却是生机勃勃的春草；如小花般稚嫩，但却是疯长的雨后新花。在这里，古代对联的引入，增加了小说语言的机智意味：用古语来点题而不是将事件直接讲述出来，显得别有一番情趣。在这里，古语显示了一种简洁的、富有诗意的概括事件的魅力。 与此同时，这一段文字也显现着一种别样的文人情趣。一个讲故事的人，不由自主地流连在一副副对联之中，使得这篇小说获得了从容不迫的笔调。这种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古语段落，常常不经意间出现，构成了汪式小说一种饶有趣味的特色。 这种旧体语言的使用集中表现为直接将古代语言成句镶嵌到自己的小说文本当中，这成为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色。以古语点缀行文，一方面使得现代白话变得疏密有度；另一方面这种旧体语言的镶嵌，令汉语的古典形象和现代形象同存于一个文本当中，造就了奇特的阅读效果。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以现代语言为核心语群的故事段落，采用事件叙述的样态，构成了故事文本；而以古语为核心语群的段落，则采用一种闲情偶寄的样态，散落在现代语言的缝隙之中，构成了散文文本。这两种文本看似游离，实则相互依附。就故事的文本而言，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成为支撑小说叙述的基本骨架；而镶嵌着古语的散文文本，则在一旁点缀诗意、着墨敷粉，使得具体感性的故事，披上了一层形而上的审美意味。在组小说《故里杂记·李三》一篇中，这种古语和今语相互维系的现象就比较明显。在文本中，每叙写李三的一个动作，往往就跟着一段散文式的铺排，并镶嵌着各种牌匾文字、场景旧词。小说写到李三在凄苦的严冬寒夜，一个人敲着更鼓铜锣，提醒各家各户“小心火烛”，汪曾祺在“小心火烛”一词上加了一个注释： 清末邑人谈人格有《警火》诗即咏此事，诗有小序，并录如下： 警 火 送灶后里胥沿街鸣锣于黄昏时，呼“小心火烛”。岁除即叩户乞赏。 烛双辉，香一炷，敬惟司命朝天去。云车风马未归来，连宵灯火谁持护。铜钲入耳警黄昏，侧耳有语还重申：“缸注水，灶徙薪”，沿街一一呼之频。唇干舌燥诚苦辛，不谋而告君何人？烹羊酌醴欢除夕，司命归来醉一得。今宵无用更鸣钲，一笑敲门索酒值。 这个注释当中的《警火》一诗和小说的基本情节是吻合的：“唇干舌燥诚苦辛”，同时又“一笑敲门索酒值”，李三的行为在诗歌里得到了印证。而这首诗里的事件所描述的又是一种涵盖面很广的文化现象、民俗现象，这使得李三这个人物成为一种蕴含着丰富文化底色的人物。在这里，一首古诗的引用，与现代白话语言所讲述的故事之间，有了一种互相涵盖和互相阐释的关联。 这段注释同文中的文言插语相比，更具有独立性。表面看来，“注释”是正文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事实上，“注释”恰恰是正文的裂缝，表明着在正文的意义当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理解甚至是颠覆性的认识。 “注释”是一种紧紧附着于行文的语言群落，但它又和通常所讲的“副文本”有所不同。副文本，诸如封面、序跋、插图和标题等等，常常被视为是可以“引导阅读的战略空间”，它“可以激发读者的一种期待”。而“注释”却常常跳出文本，显示着种种不被文本掌控的意义和情感，尤其是显示他人的意志和理解。有时可以说，“注释”比正文更吸引读者的注意，也往往隐藏着更多欲说未说或者难以言说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看，“注释”是在与正文相互依存的同时，又撕裂了正文完整统一的审美幻觉，并进而显示自己的意义和情感。在《李三》一文中，这一段古语诗歌的引述，一方面表现出“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方式的并置”，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一种叙述当中出现另一种性质相异的叙述”，这也就使得有“注释”参与的文本成为一种有意思的“多方会谈”。显然，对于李三其人其事的描述与注释里面衍生开来的“论证”，分别有着不同的叙述视角和审视方式。 就“小心火烛”的注释而言，这个段落恰好插入在对李三打更鼓的描写之中，这个场景恰好又展现着李三主要的人生动作。在这一时刻，“注释”延缓了故事的叙事时间，使得小小胥吏的这一声喊叫，变成了一种穿越历史时空、凝结着文化情感的声音。在这里，《警火》一诗的引用，将小人物李三定格为一种蕴含着文化风俗价值的人物。 显然，汪曾祺写李三这样一个人，其意义并不仅在于书写故乡的情态人生，而在于以这样一个人物，生成一种对旧日生活的想象与体验。而且，在这种所谓的“旧日生活”中，汪曾祺要表达的也不仅仅是怀旧的意绪和情感，而是要以一种散淡的笔法，在文化风物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种浓郁的中国风味。在这里，汪曾祺所建构的这种中国风味和旧体语言的使用紧密相关。 显然，《警火》一诗成为小说人物和写作者个人情趣的关联所在。正是这首诗，显示了作家汪曾祺在他的写作活动中所流露出来的文人趣味。这种趣味表现在：一方面通过现代白话书写人生故事和经历；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旧体语言的玩味和把玩，从故事中游离出来，生成一种极富文化韵味的中国图景。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量镶嵌在汪曾祺小说文本中的旧体语言，也恰好构成显示汪曾祺文人情趣的重要空间。 并且，古体语言镶嵌入现代白话之后，小说的故事空间获得了一种悠扬不尽的审美韵味。这种韵味来自于传统中国的文化风貌，也可以直接造就蕴涵丰富的审美体验，给读者以多层次的情感冲击。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