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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盛世”的多元组合(2)

http://www.newdu.com 2018-01-15 中华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汉武帝时期的文士之中不乏一流的人才,这与汉代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直接相关,也与汉武帝破格用人的雅量相关。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竞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武帝召见,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审时度势的制度变革 
    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汉书·严助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汉书·循吏传》)。类似议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 
    以立法削弱藩国势力。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汉武帝继之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完善监察制度。为了强化对百官的监察,汉武帝增设了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隶校尉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刺史则“以六条问事”,除了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之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国一级高级地方官的不法行为。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推行垄断经济政策。汉武帝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帝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 
    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帝盛世。制度建设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为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远超出于“明君”的个人作用之上。 
    战争体制的动员作用 
    凡是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会受到持重者的反对,从而表现为层层的阻力。而汉武帝时代先后推行过那么多的新政,却没有引发多少争议。其中的原因何在?一个大概合理的解释是:长达30多年的战争,使得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体制之下,国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动员到一起,随意加以调拨和使用。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中一个显著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也是武帝身后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理财大臣桑弘羊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了回击论敌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武帝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这一理由使得他气势大增。可以想见的是,在削弱地方力量、剥夺宰相职权以及开通西域、整肃游侠等方面,汉武帝都有理由借助于战争体制。 
    在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以武力征伐为主要内容的“盛世”,不可能是田园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经是无法避免的手段,民众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我们关注古代“盛世”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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