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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的文士之中不乏一流的人才，这与汉代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直接相关，也与汉武帝破格用人的雅量相关。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竞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武帝召见，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审时度势的制度变革 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汉书·严助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汉书·循吏传》）。类似议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 以立法削弱藩国势力。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汉武帝继之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完善监察制度。为了强化对百官的监察，汉武帝增设了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隶校尉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刺史则“以六条问事”，除了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之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国一级高级地方官的不法行为。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推行垄断经济政策。汉武帝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帝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 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帝盛世。制度建设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为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远超出于“明君”的个人作用之上。 战争体制的动员作用 凡是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会受到持重者的反对，从而表现为层层的阻力。而汉武帝时代先后推行过那么多的新政，却没有引发多少争议。其中的原因何在？一个大概合理的解释是：长达30多年的战争，使得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体制之下，国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动员到一起，随意加以调拨和使用。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中一个显著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也是武帝身后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理财大臣桑弘羊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了回击论敌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武帝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这一理由使得他气势大增。可以想见的是，在削弱地方力量、剥夺宰相职权以及开通西域、整肃游侠等方面，汉武帝都有理由借助于战争体制。 在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以武力征伐为主要内容的“盛世”，不可能是田园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经是无法避免的手段，民众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我们关注古代“盛世”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