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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汉武帝也没有削弱相权的具体表现。就近臣与大臣辩论言，如果武帝存在上述思想，人事问题应是主、相权力之争的主要内容，辩论场合应该最多。然而，除田蚡奏事、荐人和武帝发生点矛盾外，现有史料能看到的辩论，没有一件涉及人事，全属新形势下遇到新问题，想通过辩论寻找新对策。如严助与田蚡之辩论是要不要救东瓯？朱买臣与公孙弘(时为御史大夫)之辩论是要不要罢新置的朔方郡？吾丘寿王与公孙弘之辩论是为平定所谓盗贼，要不要禁民挟弓弩？辩论结果，武帝往往支持近臣，因为近臣年青一些，偏于进取，与武帝意合；而大臣年纪大，思想保守一些，与武帝意左。全都和君权、相权的大小无关，而属于采取哪种措施方能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之争。也正因如此，武帝对持不同政见的大臣并未歧视或打击。如田蚡为太尉反对出兵救东瓯，并不妨碍他升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极力反对王恢出击匈奴之议，武帝虽从王恢议而仍派韩安国率军出征，并欣赏他为“国器”。公孙弘在是否罢朔方郡之争上站在武帝和近臣朱买臣的对立面，仍被武帝破格提为丞相。这种政治气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好反映武帝鼓励宰相大臣行使权力，出谋划策。公孙弘深知这一点，当丞相后，起客馆，“开东閤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每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张汤也深知这一点，出任御史大夫后更是“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公孙弘、张汤都是善于察言观色，窥测上意的人，如果武帝确嫌宰相权重，把在重大问题上积极出谋划策看成是相权膨胀，以至到了设立近臣给予压制的地步，他们还敢这样触犯忌讳吗？当然不敢。 再次，提升布衣公孙弘先为相、后封侯，也谈不上是武帝有意改变旧制，借以压制列侯势力。因为这种看法的前提，即列侯已形成对抗皇帝的一种势力是不存在的。且不说秦代之列侯(彻侯)完全是皇帝统治的社会支柱，即就汉初几十年言，在统治阶级内部除诸侯王确有威胁外，列侯以及由列侯充任的宰相何曾对抗过皇帝？吕后欲封诸吕为王，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皆不得不附和，只有右丞相、安国侯王陵公开反对，而且还是为了坚持刘邦所定“非刘氏不王”的旧制，并非代表什么列侯势力，但吕后表面提升王陵为帝太傅，轻易就夺了他的相权。吕后死后诸吕谋反，靠的是吕后生前的影响，而和他们本身是王、是侯关系不大。其后周勃因平诸吕之乱功高望重，可是文帝一免其相职，便只得乖乖就国，后被诬告谋反下狱，也没有一个列侯敢于营救。至于景帝对周亚夫，简直是随意摆布。尽管周亚夫既有军事才干，又有平吴楚七国乱之功，但当他对景帝稍有不驯之举，便招来杀身之祸，又有哪个列侯敢于出面营救？丞相申屠嘉曾先后声称要斩文帝宠臣邓通、景帝宠臣晁错，可那只是空言而已，按汉制他哪有擅斩官吏之权？由于皇帝的庇护，邓通、晁错依然宠幸倾朝，而申屠嘉终于气得“欧血而死”。人们也许会举出元鼎五年武帝号召击南越，以百数的列侯竟不响应，“皆莫求从军”为例，说明他们已形成对抗皇帝的一种势力，致使武帝要借酎金不如法给予打击。然而实际情况是，列侯从来都是君主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平吴楚七国之乱，他们出过力；武帝多次开边，他们立过功，这次酎金夺爵人中不少就是因此封侯的。如韩说于元朔五年击匈奴封龙頟侯、公孙贺于元朔五年击匈奴封南窌侯、赵破奴于元狩二年击匈奴封从票侯、摎广德于元狩五年因父摎乐击南越死事而封龙侯等。特别是大量被夺爵的王子侯，靠推恩令方才“喜得所愿”，对武帝感恩不尽。有什么特殊原因使他们变成了对抗势力呢？没有。这次击南越其所以“莫求从军”，并非不为，而是不能。早在平吴楚之乱时，列侯由于长期“争于奢侈”、“子孙骄逸”，已是靠高利贷方得以治办从军行装；至武帝时连年战争，他们不但要从征，而且要出财物，弄得“朝夕所须，皆俯首而取给于富商大贾，后方以邑入偿之”，现在又要打仗，他们难免顾盼观望，哪里谈得上是对抗势力？也正因这个缘故，武帝借酎金夺爵，令行禁止，丝毫未遇到抵制；丞相高陵侯赵周“坐知列侯酎金轻，下狱”，也只得自杀以谢罪。 总之，汉承秦制，君权至高无上，虽在全国范围内休养生息，但具体统治依然法制峻严，包括在统治集团内部。在这种局面下，根本不存在什么“列侯的共和政治”，使皇帝感到巨大威胁，需要通过改变旧制予以打击。武帝提拔公孙弘为相确系破格，但那是因为当时列侯多无能之辈，要找一个得力辅佐。正因如此，公孙弘死后，一般地主阶级中没有合适的人，便又以三位列侯李蔡、庄青翟、赵周为丞相。固然，这几个人先后下狱死，但那是因为他们不称职，甚至触犯法律造成的，是另一回事。而接连用列侯为相说明：在武帝心目中布衣为相也好，列侯为相也好，需要谁就用谁，一切以王朝利益为标准，并非列侯是对抗势力，布衣是易于驾驭之势力。也正因如此，公孙弘为相后武帝仍派近臣去论难；张汤犯法也立即迫他自杀，和列侯一视同仁。这同样证明提拔公孙弘为相并没有什么隐秘的意图在其中。至于《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所说的“其后以为故事”，也只是说从此有了先拜相，后封侯的先例，为丞相任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并不意味此后它立即成了主要制度。事实是公孙弘死后不但接连三个丞相均列侯，再往后四个丞相虽系先相后侯，但石庆是列卿子弟，公孙贺是外戚，并且原本是列侯(坐酎金不合格失去)，刘屈氂是皇族，都和所谓用布衣为相打击列侯势力这一指导思想无干。只有最后一个丞相田千秋可算布衣出身，但他既“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只因上书替戾太子讼冤，感悟武帝，“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这是一种极特殊情况，并不足以说明武帝存在前述指导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