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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根据病情可以采取不同的用药方法治疗。上述方药或制成丸、汤内服，或制成膏、散外敷，对当时军队治疗伤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仲景《金匮要略方》的“金疮痈肠痈浸漫淫病脉证治第十八”中，有王不留行散方，包含王不留行、葫藿、桑东南根、甘草、川椒、黄芩、芍药、厚朴等。还说明了其用法：“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即内服外敷均可。说明当时医学家已能依据损伤的部位、性质、程度以及气血损伤后的病情演变等特点，灵活运用，辨证施治，恰当确定治疗方法和选用方药了。如49·13简：“久背□□二所□□后数日府医来到饮药一剂置”。此简字脱落较多，大致意思是说某士卒病数日，都尉府的军医来给其看病，让服药一剂。关于内服药物治疗方面的简很多。如4·4B简：“饮药五剂未愈”，265·2A简：“□□始捂实，先捕食吞五丸”，E．P．T56：228简：“□一分，栝楼□眯四分，麦丈句厚付各三分，皆和合，以方寸七取药一，置□酒中，饮之，出矢镞”等。不仅对有病和受伤的军土要给予服药治疗，还注意在疫病有可能流行时进行服药预防，这是一种积极的与疫病作斗争的措施。军中经常采用服药来对抗疫病。如《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马援征交趾时，让全军将士每天饮用“薏苡”预防疫病，作为将帅，不可能面面俱到，根据常识他应该是根据随队军医提出的建议而发布命令，将士每天饮用“薏苡”，当时的确起到了预防作用，都没有感染疫病。但是在“振旅还京师”时，“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说明薏苡的作用有一定局限性，对某种疫病可能有用，而对另一种疫病就可能不起作用，但其以植物预防疫病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上表中还反映和帝永元四年(92年)，曹褒官为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救活了一批人。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魏发兵征吴，魏军疫病流行，兖州刺史司马朗躬亲巡视给药。此外，在《流沙坠简》第七十八简中有“……发寒散五合”。此简出于蒲昌海，即今张掖一带，为我国有数的寒冷地区之一。赵充国等与羌人作战，即在此地带相持，此简或即当时屯戍所留。“发寒散”今虽不知其药物成分，但必是一种服后能使人体温增高以御寒冷的药物。说明当时军队中已开始服药救治和预防疾病了。关于利用膏、散药外敷治疗，如前述“治千金膏药方”，以猪脂肪为基质涂敷后，使“其毋脓者行愈，已有脓者溃”；刘邦用“斫合子”作为军中医治金疮之药“捣碎傅疮上”等。但值得注意的是E．P．T40：19l简记录的治疗药方：“桑螵蛸未有……”，说明边塞不大产中草药，如运送不及时，运用方药在治疗过程中就会缺某味药，这显然要影响治疗效果。 三是运用包扎、手术、针灸等外科方法治疗。包扎治疗，如《后汉书·段颖传》记载，大将段颎在西北边境抗御羌族进攻多年，“土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进行包扎治疗。手术治疗，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人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进行手术治疗。针灸治疗，如居延汉简159·9A简：“□久胫刺廿针”，又246·15简：“□灸□”。说明对当时的一些外伤已经能够进行针灸治疗了。 以上说明，当时军队中对疾病治疗的药方和措施已经多样化了，使军队医疗保障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2．药物供应种类增多 秦汉时为保证各种治疗的正常实施，减少伤病员给军队战斗力带来的损害，也研制了汤药、丸药、散药、膏药、丹药等各种药物。 汤药。如据汉简136·40简：“一名，单衣受寒，□□□汤药置□中，加沸”，这些汤药都是用中草药煎熬出来的，药的剂量大小都必须依据医生所开的处方进行保障。如E，P．T10：8简所记“治除热方：贝母一分，桔梗三分□”，治除热方至少要保障贝母、桔梗两种药，且数量也很清楚。4·4B简：“饮药五剂未愈”，先保障五剂，不够，还要保障。 丸药。如汉简275·8：“病心腹丸药卅五”。得了心腹病，保障丸药35丸。有了丸药应该是药物保障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是将要治之病所需各类药物成分混合在一起，经过加工制成大小规范的丸状，便于医生给病人交代服药数量和方便病人服用。 散药。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此麻沸散即是散药之一种。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记载有“王不留行散方”。汉简89·20简：“以温汤饮一刀到”。显然散药是不规范的颗粒状或粉状，无法像丸药那样以粒来计算，病人服用时需要用一种器具，即89·20简所讲的以“刀到”来计量服药数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