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个思路看，这有点像是战国诸子合力为诸侯设计的一款名为“走向辉‘皇’”的游戏。具体而言，该游戏共分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霸、王、帝、皇。游戏规则共有六条： 第一条：本游戏只有诸侯国国君才有资格参加； 第二条：本游戏由各诸侯国共同参与，不参加者视为自动弃权，程序在一定时间内自动将其淘汰出局； 第三条：本游戏只能从最低层次开始依次攀升，不得越级跃升； 第四条：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要求，只有达到某一等级的要求，才能获得该等级的称号。简而言之，“霸”的要求是推行霸道，“王”的要求是推行王道，“帝”的要求是推行帝道，“皇”的要求是推行皇道； 第五条：能够在等级序列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君主，程序将根据其所获得等级的高低给以相应的奖励。如获得“霸”的称号，就会得到周天子的褒扬、所在地区诸侯国的拥戴等奖励；获得“王”的称号，就会得到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等奖励。 第六条：长期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诸侯将被程序适时淘汰。 事实上，诸雄也正是沿着诸子所设计的这个等级序列向前发展的。只不过他们将诸子为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的第四条暗地做了改动。因为以所谓的王道、帝道、皇道来作为获得王、帝、皇称号的条件，对他们这批擅长霸道，习惯了阴谋诡计的君主们而言，实在是太难了，他们玩不了，但他们又抵制不住诸子所设计的这个游戏的诱惑，于是便心照不宣地把第四条游戏规则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即如果能够在所在地区的诸侯国中获得领袖地位，就等同于实行了霸道，就可称为“霸”；虽然不能统一天下，但若能在诸雄当中居于领袖地位，就等同于实行了王道，就可称为“王”；虽然不能以德治国，但只要能并吞天下，就等同于实行了帝道，就可称为“帝”。 于是按照这样一个经过微调的游戏规则，诸侯们大都参与到了这个游戏中。到了秦孝公继位时，山东地区的齐、楚、韩、赵、魏诸国早已在“霸”这一级呆了多年了，其中的一些强国如魏国已不屑于与其他诸侯国并立，而欲向更高的一个等级“王”跃进了。在此情况下，秦孝公奋起直追，终于在他在位的第十九年即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得天子封爵为“伯”，从而跨入了“霸”的行列。然而此前的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魏惠王已因自认功绩卓著，能够号令天下，而乘坐着以前只有周天子才能乘坐的车辆自称“夏王”了。 当魏称王之初，其他强国还因其僭越王位，兴兵讨伐之，然而没过多久便也禁不住诱惑而纷纷称王。这就有点不按规矩办事了，因为若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包括魏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王”的称号统统都应取消。因为即便是强大的魏国，在当时也频频受到齐国和赵国的挑衅，并没有真正拥有号令天下的能力。但一来“王”的称号太诱人了，二来此时的天下早已没了主持大局的共主，诸国之间虽实力有一定悬殊，但差距也并不明显，因此大家便来了个互相承认糊里糊涂地都算过关了。 此后又过了数十年，诸国中一度出现齐、秦两个大国并峙的局面，于是两国便想超越诸国，更上层楼。于是在周赧王二十七年(前288年)，齐应秦之约携手迈向第三级，秦昭王称西帝，齐泯王称东帝，东西二帝并存。然而齐泯王称帝没多久，由于怕招致其他强国的憎恨，又主动取消了称号。而细究诸国可能憎恨的原因，乃在于其名实不符。却说帝这一级的要求太高，且不提诸子所要求施行的德政齐无法兑现，就是诸雄认可的标准，即“并诸侯，吞天下”(见刘向《战国策？秦策一》)，齐也没有实现。并且不仅是齐，即使是秦与此标准也相差甚远。因此齐去掉帝号重新称王后，秦也又称起王来。此后为了达到“帝”的条件，各国又进行了几十年的竞争，结果秦成了最终的胜利者，直接晋级。于是一待六国全部被吞并，嬴政就要臣下议帝号，开展体现其功业的帝制活动，所谓：“寡人以渺小之身，兴兵诛除暴乱，依靠祖宗的保佑，使六国君主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天下获得了安定。现在若不更改名号，就无法显扬我的功业，传给后代，请商议帝号。” 很显然，就嬴政而言，能称帝就很满足了。然而李斯之流却跨过“帝”这一级，直接将嬴政推向了“皇”，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嬴政推向了皇中之最，所谓：“臣等与博士们商议说：‘古时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贵。’因此臣等冒着死罪上尊号，尊王您为‘泰皇’，所发布的制度之命称‘制’，所下之令称‘诏’，天子自称为‘朕’。” 照说为臣下的为讨好自己的君主，不免会说上些阿谀奉承的话，这都可以理解，然李斯们这样做，就有点过分了吧。因为即使是就“帝”而论，嬴政也是仅得其表而已，其里实以霸道充之。就其个人品性而言，他与圣人的特质相去甚远，因而以“帝”处之，实属吹捧，更不用说以“皇”称之。从李斯等人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越“帝”而趋“皇”，并且在称“皇”之前，还先抬高了“皇”的地位。按三皇五帝并称而论，三皇分明是五帝之前的三位人君，然而在李斯之流那里，三皇则变成了三尊天神。所谓天皇与地皇分明就是领导天地的神灵，而泰皇之泰，当来自于“泰一”，即“太一”，是天帝之别称，是衍生天地的最高神，故“泰皇”在三皇中最尊贵。很显然这里的三皇都是指的天神。李斯等人欲上嬴政尊号为“泰皇”，即是要神化嬴政将其尊奉为神灵。而这种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如果这成为事实，就将拉开君主与臣民的距离，使君主如日月般高悬于帝国之上，听不到也听不进匍匐于大厦之下的亿万臣民的声音，从而容易造成君主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 然而李斯之流却不管这些，他们在秦国只对嬴政一人负责，或者说嬴政是老板，而他们则是打工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老板嬴政的欢心。只有嬴政高兴了，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至于他们的行为会不会对国家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国家是嬴政的，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如果嬴政追究他们的责任呢？这个反问就有点不高明了，因为自古及今，加强领袖权威的行为无论怎样做都是不过分的。这从嬴政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出来。嬴政对李斯等奏议的批示是“去掉‘泰’字，采用‘皇’字，同时兼采上古的五帝的位号‘帝’，称做‘皇帝’。其他如奏议所言。”很显然，李斯们的奏议让嬴政心花怒放，但要他直接越“帝”而称“皇”，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但要是放弃了，又于心不忍，于是他便折中了一下，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谦虚地称做“皇帝”。 应该说皇帝称号的取得，既是该政治集团运作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嬴政的愿望。但从深层的文化层面看，又不尽然。 一方面，它实际上是先秦诸子的英雄史观合乎逻辑的发展。与商代的极端迷信神权和西周敬天保民的神本主义思想相比，先秦诸子宣扬英雄史观。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见《老子》第二十五章)。荀子说“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见《荀子？礼论》)。管仲说“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见《管子？白心》)。商鞅说“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见《商君书？画策》)。墨子说“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见《墨子？尚贤中》)。 一些思想家在宣扬英雄史观的同时，又将之具体化，这在儒家与阴阳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孟子认为历史的进程是一治一乱，治是“圣人”、“圣王”之功，乱是“暴君”之过，圣王与暴君决定着历史的面貌。而圣王的出现则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见《孟子？公孙丑下》)。阴阳家邹衍把帝王的产生归结为天的意志，并把阴阳五行引入历史领域，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帝王的产生和朝代的变化，创立了五德终始说。认为宇宙万物皆由五行构成，这五种元素又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对应，相生相克，循环不息，称为五德。按这种说法，帝王的接踵而出、朝代的更替是必然的，并且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元素与之对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在邹衍看来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但在循环的每一个关键时期，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圣明帝王。从历史发展看，先秦诸子的英雄史观既是先代思想由神本向人本合乎逻辑的发展，又是他们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种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轻视民众力量的倾向。总之由于思想界普遍推崇英雄史观，因而始皇的被神化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