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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扶苏（包括后来杀赵高的秦王子婴）为以史为鉴派，认为虽然秦法可用于关中，但未必可用于关东六国。事实上关东六国虽然也是法治为基础，但法律的严酷完密性远远不如秦国，因此动辄重罪获死的秦法确实无法让关东诸国民众在短时期内适应，毕竟秦之关中已有了一百三十年的苛法酷刑实施历史——从商鞅变法到一统中原。秦统一天下，至始皇死，却才十余年时间。后来历史发展事实完全证明扶苏的国策观是完全正确的——秦帝国确实亡在了酷法暴政上面。同样统一天下，为什么西汉能够长治久安，而秦二世而亡——最为重要与主要的原因不就是这个仁政与暴政之区别吗？（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绛侯周勃驰入北军之时，“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厚重少文的周勃，遂与其它重臣一起，以此粉碎了吕氏试图发动政变的计划（《绛侯周勃世家》）。这就是民心，与秦末天下纷起反秦根本就是天壤之别的二种情况）六国贵族想反是很正常的逻辑发展结果，那么那些陈胜吴广者，那些蜂起起事之平民者，使他们不畏死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饥饿，不是因为酷法吗？既然无法活下去，老子就反了吧。横扫中原时强大得让人望而生畏的强大帝国遂三载而亡。 然而扶苏最终自杀而死，被一个名义上的始皇诏书（当然扶苏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伪诏）赐死。诏书上给他列举的罪名是：“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而事实的真相是，始皇死于巡游途中，遗诏令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实际上已立扶苏为太子。赵高就对李斯说过：“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当然不排除遗诏未明言，但逻辑发展必然如此的可能性；而赵高说“立为嗣”只不过是提前说明白而已。他对胡亥也说过类似的话，开始时胡亥还是听天由命，不存非份之想。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个人认为他是怕太子对其地位产生威胁）；但他的遗诏却是最为明白与权威的旨意，扶苏正常逻辑下必当为秦二世皇帝。然而这时一个人出现了，一个改变秦帝国及中国历史进程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赵高。赵高不是太监，而是宦者，宦官——在皇帝身边的随从官员，相当程度上接近于今日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他当时的官职是中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即掌皇帝文书玺印。 赵高为什么要乱秦亡秦，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他于秦始皇死后所做诸事的最终客观结果或说目的就是乱秦亡秦，他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真的自己想称帝吗？《李斯列传》中有他想称帝未成功的记载，但我自己综合考虑了诸方面情况，认为他当时想称帝的做法并不一定是一个长远战略的必然发展结果；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也不展开讨论之。我们看到的是他主动向公子胡亥提出篡位建议，并以战国纵横家的滔滔辩才先后说服了胡亥及只想长保富贵的丞相李斯。一代雄杰李斯竟然被赵高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我们读赵高说辞，无愧于任何一位战国纵横家，其危言耸听之程度实在是直指人心，让对方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实在是太惊心动魂。 接下去我们就必须说到扶苏的死亡，因为这是他的个人命运悲剧，也是一个强大帝国的历史悲剧；确实如果扶苏成为秦帝国二世皇帝，或许中国历史上会再出现一个盛世与明君。在帝王制度之下，一个皇帝自己的贤德与否，才能高下，实在于国于民太为重要。为什么一个公认贤仁公子竟被赐死？原因很简单，就是权力的诱惑。我们无法从医学上证明始皇之死是不是偶然，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如果始皇崩于秦帝国首都咸阳，那么胡亥、赵高及李斯篡位夺权的阴谋几乎不可能产生——因为那是阳光下的权力更替；而不是历史事实那样：“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赵高语）。因为始皇专权独制，因为扶苏仁勇直谏，因此扶苏被贬于外的命运乃是必然；然而始皇崩于巡行途中则是历史的偶然；赵高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偶然——这样的奸雄并不是每朝每代都有的。李斯选择秘不发丧，飞速返回咸阳是必然，而赵高主动向胡亥提出篡位建议则是偶然。这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是胡亥首先有篡位企图，而是赵高主动提出来的。一切的关键就在这个人身上，就在这个人的野心、智慧与雄辩天才身上。 胡亥是为了皇帝宝座，李斯是为了长保权位，赵高是为了什么？当然也是权力，但又是什么权力？郎中令，御史大夫，还是丞相之位；或者说是皇帝玺印？——也许当赵高面对那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之时，他就在等待机会了——而始皇崩于外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机会。如果扶苏成为皇帝，赵高认为自己再上层楼的机会将微乎其微，更不用说丞相甚至皇帝宝座。好了，我不想再称赞赵高的智慧，他实在是太出色了——说动胡亥易，要想让李斯坐上同一条船就太难了。然而赵高做到了，他成功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