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诏书有可疑性，常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更不用说蒙恬与扶苏了——不过蒙氏能说其“诈”，而扶苏却不能说其假；因此他只有泣——这正证明他已经考虑到这三种最大可能性（也包括其它可能性），及必须做出艰难选择的痛苦之处。他的痛苦没有地方可以诉说，他不能说此诏书可疑——那样他就必须面临公开选择，不是不忠不孝，就是反叛国家。父皇要他死，他只有死；再请示一遍还是死——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推论出来的。与其再取其辱，不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忠孝之名尚可得保全，就象晋献公之于申生。如果新君让他死，既然新君他能够合法或矫诏继位，既然新帝他能够矫诏杀自己，那么这证明在法理上新君已经掌握了“名”——皇帝的宝座与名义，与权力。自己如果再请示于新君，还是一死；除了反叛或逃亡别无他法。申生是先逃亡于晋之新城然后自杀，当时还没有献公的追杀令下来。当时有人劝申生逃亡于他国，这也是春秋战国流行的躲避内乱之法。不过申生显然不想逃亡；即使能够逃亡成功（或许他担心自己逃亡后，支持自己的军队会以自己的名义反对新君——这样分析下去就太长太多了，且打住）。那么反叛呢？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反叛，而且举出了许多理由，可惜都不成立。扶苏会反叛吗？会吗，不会吗？这真是一个重大问题，就如哈姆雷特拷问生存与死亡一样。反叛不是菜场买豆腐那么简单，说动手就动手。这里我先不分析扶苏自己主观上是不是想反，而先说客观上的起兵可能性与成功可能性。 蒙恬支持扶苏吗？其他高级将军支持他吗？士兵支持他吗？许多人因为蒙恬对扶苏的忠告与建议，就想当然地认为蒙恬会支持扶苏反叛，想当然地认为蒙恬支持就是三十万军队支持扶苏反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秦之法治已历一百余年，早已深入关中民众之心——而那支三十万大军，正是秦军精锐，完全由关中民众组成。他们的父母妻儿都还在关中，包括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他们一反叛，关中的亲人个个得人头落地，财产全部入公。他们反叛，利益有多大，危险有多大？利害权衡之下，有多少人会支持扶苏呢？更何况是面对始皇（当时除了那些阴谋家，谁都根本不知道始皇已死）；即使是已知道胡亥即位，又会有几个人反对名正言顺，有始皇遗诏明示的新君呢？ 蒙氏是始皇的重臣与宠臣——那么当蒙恬面对始皇遗诏命胡亥为新君之时，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进而反叛呢？他可以怀疑赐扶苏一死诏书的真实性，但他能够和敢于怀疑立胡亥诏书的真实性吗？这些都是太大的疑问。我自己认为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蒙氏受始皇恩太重。至于如同样作为秦传统军事世家的王离，他又会作出什么选择呢？我们也可以想见他的反应。没有足够的支持，扶苏会起兵吗；起兵后成功可能性又会有多大？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在我而言，扶苏就是想反，其起兵可能性与成功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看看被胡亥与赵高害死的众多始皇之子，胡亥的哥哥们，都无一不是待宰羔羊——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上面只是说的客观起兵及成功可能性，这里我要说扶苏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反叛，无论是上面诏书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为什么他主观上不想反？就是因为他“泣”，他“仁”。如果他想反，有野心有魄力，就不会哭；史书或许会留下 “扶苏默然，入内舍”等等记录，而不是“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即使他知道起兵及成功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也可能选择等待；蒙恬说“复请而後死，未暮也”——确实是永远不会错的。可是天下公认其贤的扶苏怎么会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笨得连等待复请都不想或不敢做了呢？在这等待的时候，他可以选择逃亡，可以选择反叛——而不管能否成功。陈胜吴广谋曰：“等死，死国可乎？”连小小的戍卒小头目都知道和敢于这么做——难道扶苏不知道，不敢做？只是他不想做罢了。扶苏的地位，天下皆知；如果他选择反抗，至少是可以一试及一战的；至少他也可以选择逃亡。 为什么他不想逃亡或反叛？只是因为他不想不忠不孝，不想反叛国家。面对父皇是如此，面对新君也是如此。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秦帝国的巨大危机之下，再也容不得父子反目，再也容不得兄弟阋墙——因此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最高执政集团（秦皇室）的团结，为了政治精英集团即关中文臣武将的团结，为了关中这个秦帝国最为重要基地的稳定，为了秦帝国千载万世之传承，他只能牺牲自己，只能成为祭品。事实上，我认为他不会选择逃亡，因为扶苏一逃亡，执政集团分裂可能性大增（即使事实上未分裂）；而天下早已蓄势待发欲行反叛的六国贵族及民众更不会错过这种绝佳起事机会。陈胜就说：“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连关东反叛者都想借扶苏之名，由此可见长子扶苏贤名之天下知的程度——这种知名程度越高，那么他的逃亡对秦帝国的打击就越大。至于他公开反叛就更不必深入分析了。铁板一块的秦帝国之关中，都无法阻止关东六国贵族及民众的反叛四起烽火，更不用说秦帝国大本营内乱顿生之时的天下反秦形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