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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夸大西方文化对古代新疆影响的人们当中，有些是怀有偏见的学者，有些则是为沙俄和英国侵略新疆服务的殖民主义辩护士。由于后者不同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姑置不论，现在仅对前者谈一点个人的意见。这里我们就以一位著名学者所著《中亚文化史》一书为例。作者在这本书里，只承认唐朝以后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而不承认唐朝以前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汉时龟兹王绛宾曾娶解忧公主的女儿为奏，夫妇同至长安学习汉族的礼乐典章，回到龟兹后曾按照汉族的礼乐典章性事。3世纪末以前，和阗地区的货币一和阗马钱（汉祛二体钱）上，有汉文和祛卢两种文字。从南北朝到隋朝，高昌国的学校里是学习“四书”、“五经”的。最晚到南北朝时期养蚕缫丝的技术已由内地传到新疆了。造纸和内地的耧等先进技术和农具也都传到了新疆。这一类事情可以举出很多。唐朝以前汉族文化对新疆不是没有影响，而是有很大的影响。 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这些城镇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与海运大开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况相比拟。 张掖，汉代设置河西四郡之一 （四）河西四郡促进了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 西汉政府设且河西回郡后，这片古老的游牧区所以能够地速变为新兴的农业区，是有其特别优越的条件的。首先，由内地移居到这里的移民，主要是汉族农民，他们是带着内地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到这里来的。移民的成员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从焉。”下贫当然指的是贫苦农民，“抱怨过当”和因反抗封建统治而校目为“悖逆亡道”的人，也都主要是农民。这些在内地缺地、无地的农民，到了河西地区之后，面对千年沉睡的肥沃荒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迅速地发展起了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这也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以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其次，这里的农业是灌溉农业，不受旱涝灾害的威胁，农业生产在未失去水土平衡以前，是可以稳定地发展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县的年降水量分别为174毫米、116毫米、82毫米、29毫米，因此光靠大气降水（雨、雪）是不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得天独厚的是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滋润着河西大地，可以引水灌田，在自然地理上河西与新疆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河西和新疆有一种传统的流行的说法）说什么“高山雪灌田畴”，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好像无山和祁连山里有着无尽冰雪可资融化似的。其实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年降水量都是比较高的。据天山中段三十山区气象站的观测：年降水量都在500毫米以上，大致相当于我国华北地区的年降水世。如果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没有较高的年降水量，就不会有众多的河流从天山和祁连山中流出。正是由于有着这些河流，才保证了在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造成这个地区城市发展、商业繁荣、文化发达的根本条件。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兰州、武威、酒泉等地清理了汉代墓葬500多座，出土了大批文物。出上文物中有大量的木简、漆器、陶器、铜器、铁器、丝织品、度量衡具、天文仪等等。例如，1969在武威雷台的一座东汉“张姓将军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铜马39匹，铜牛1头，铜车10辆，有一匹“铜奔马昂首扬尾，头微左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鸟似鹰，展翅回首，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为数众多的两汉魏晋时代文物的出土，表明了当时当地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工作者还在订西地区魏晋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近干幅壁画，仅嘉峪关市的六座墓葬中就有600多幅壁画。在这些壁画中有犁地、播种、耢地、打场、采柔、养蚕、放牧等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民生产劳动的画卷，也有坞壁（封建庄园）内地主阶级在奴仆侍奉下宴饮、歌舞的画面，在这些圭画所见到的犁、违枷、耙、耢等农具，与作者解放前在山丹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时所见到的基本相同。这没有什么奇怪，农业生产上的墨守成规，生产工具千百年来很少变更，原是封建社会的一般通例。在河西地区魏晋墓室中众多壁画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最可信的形象资料，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