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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风云并非人力所能支配，这种局面也不是刘邦所造成的一样，他只不过运道好，碰上了这种局面而已。从这一点来说，他之得以登上帝位，实属偶然。尽管他的同时代人在这方面都具有跟他同样的幸运，而他缍之获得的成功乃是靠他的努力与才智；但对于刘邦这样流氓出身的人来说，若不是碰上如此的时代，他的努力与才智又有多少用处呢？所以，无论怎么说，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首先是靠"机运"，其次才是自己的努力与才智。他以当进的人对之根本无能为力视为自然界的风云变化，来比喻把他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客观条件，至少是不自觉地显示了他的这种幸遇乱世的心理活动。罢了。 且不论刘邦把他的这种“机运”看作是上天的安排抑或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但那都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换言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才是其唯一可选择的出路；但这一切到底有多大效果，还得看“机运”。作为皇帝，要保住天下，必须有猛士为他守卫四方，但世上有没有这样的猛士？如果有，他能否找到他们并使之为自己服务？这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了。所以，第三句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既是希冀，又是疑问。他是希望做到这一点的。但真的做得到吗？他自己却无从回答。 可以说，他对于是否找得到捍卫四方的猛士，也即自己的天下是否守得住，不但毫无把握，而且深感忧虑和不安。也正因此，这首歌的前二句虽显得踌躇满志，第三句突然则透露出前途未卜的焦灼和恐惧。而历史却一一印证刘邦这种无奈的焦灼与恐惧。在400多年后。由刘邦本人亲自建立的大汉帝国。又在“群雄竞逐而天下乱”之中。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黄宗羲认为,“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人类社会最初之所以要有君主及英雄，只是需要其为天下兴利去害，但后世君主就利用天下万民所赋予的社会公共权力为一己谋取私利。 因此尖锐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郑观应愤慨地说：“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顺受无贰。呜呼！信如斯也，则是天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他认为，人民反抗恶劣的君主统治，其咎在君不在民：君主对人民“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呼，孰使之然哉！”，梁启超更尖锐地指出，“民x兴则国可救，专制行则国必亡。为政者平时对待人民动辄鞭挞、敲剥、削夺、杀戮、侮辱，“积千数百年霸者之余威，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一旦敌国兵临城下，而想依靠民众之力以卫国御侮，无异“不胎而求子，蒸沙而求饭”，是绝无指望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