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后期 自安帝时起，东汉朝廷显示出不可挽救的江河日下趋势。顺帝之后，社会上的童谣、歌谣、讹言、流言频繁出现，批评时弊的倾向性也越来越强烈。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意味着以察举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已经大坏。俚语“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表明朝廷的权威地位已经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关于汉祚将尽的说法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桓、灵之时，图谶学者都说“汉行气尽，黄家当兴”。至汉末，有识之士已经习惯于从社稷将亡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如《风俗通义·佚文》记载：“灵帝之末，……咸名后生放声者为时人。有识者窃言：旧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时人，此天促其期也。”消极性舆论的持续出现与广泛传播，助长了对朝廷怀疑、批判情绪的滋生蔓延。 汉末社会舆论对时弊的批判，在“党锢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党锢事件”的实质，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社会舆论与专制皇权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所谓“非讦朝政”“评论朝廷”“诽讪朝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件的舆论批判色彩。接踵而来的“黄巾起义”，可以看作是“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由批判武器转化为武器批判的结果。张角及其弟子以方术之士惯用的手段为人疗病，借机传播汉祚已尽的观念，在八州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反汉舆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浓缩了举事者思想的口号；写在官府衙门上的“甲子”，是传播其政治理念的标语。他们利用口号与标语传言造势，制造并放大舆论，称得上是一次创举。如果说“党锢事件”体现的是士大夫群体舆论，那么“黄巾起义”中的舆论，主体则是下层百姓。舆论形势表明，桓、灵以来的黑暗政治已经使统治者失去了民心支持，刘汉政权已成空中楼阁，坍塌之期即在眼前。 综上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国势愈衰；抱怨批判之声愈多愈强；抱怨批判之声愈烈，国势愈衰，直到江山易主，政权更迭，社会舆论才告一段落。对前面王朝不利的舆论，正是后面王朝的继立理由与借助力量。因此，西汉、新莽、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以及变乱之际的其他逐鹿者，往往会顺应舆论，甚至制造舆论，以期争取得到更多的支持。从秦与东汉的政治实践来看，以强制手段打击舆论，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舆论，并且有可能遭到舆论的报复，由道义上的被谴责演变为武力上的被打击。由此可见，舆论虽然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也不是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力量，但却在社会前进过程中起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