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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李陵命击战鼓，战鼓已破，不能发声。李陵跟韩延年上马，率领十余位壮士向南突围。匈奴骑兵数千人追击，尘沙蔽天，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他的部下分散逃命，逃到边塞的约有四百余人。李陵军溃败的地方，距边塞仅一百余里。 即使在??感到热血沸腾。我们感到的不是耻辱，而是悲壮，以及为自己有这样英勇无畏、虽败犹荣的祖先而自豪。在我们看来，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足以和斯巴达人的“温泉关战役”媲美，而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不是罪人，而是英雄。 为什么当时的观点如此不同呢？为什么领导了这样一场战斗的指挥官竟受到“灭族”惩罚？难道那时的人没有基本的良知，和基本的判断力？ 是否这场战争的记载本身就不真实呢？以上记载，引自《汉书》，但材料很可能来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与后来的《汉书》很相似）。我们知道，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到“宫刑”之辱，他的记载是否不可靠？王夫之就是这种观点，并因此对司马迁大加斥责：李陵战败，他出于私人交情，强词开脱；受到处罚后，还是不肯改悔，在书里颠倒黑白，为叛徒评功摆好。 王夫之经历了亡国之痛，对外族和投降外族者十分痛恨可以理解，也许在他看来，李陵和大汉奸吴三桂是一路货色。可是他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司马迁早已说明：他和李陵并无交情，只是对此人印象较好，不相信他会背叛而已。况且，司马迁因此获罪，汉武帝又在位，他断不敢虚构战斗情况，为李开脱。李陵的军队虽覆没，但突围回归的余部，尚有四百余人，而且分路突围，绝无“串供”可能，如果司马迁对战争的记述与这些亲历者的交代不一致，肯定会大祸临头。 真正的原因是汉武帝的虚荣受到了打击。他本指望大舅子李广利立下大功，为他长脸；李广利兵败后又指望李陵胜利给他遮羞；李陵被围，他又期望李陵战死保住最后的体面。于是一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就大发雷霆，责问先期报捷的陈步乐，陈步乐有口难辩，只好自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既然皇帝认为李陵应该自杀，谄媚的大臣们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只有司马迁说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因此大难临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区区五千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刘彻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羞辱尤甚，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这一五十多万字的巨著，不但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他所开创的记传体裁从此被后代史家奉为圭臬。 这里有一个问题：李陵为什么不象韩延年那样战死或自杀呢？ 在突围前夕，还有军吏劝他：“将军威震匈奴，失败是天命不遂，即使被俘也可以设法逃归。就像浞野侯赵破奴也曾为虏所得，后来逃脱，得到天子礼遇，何况将军呢！”而当时李陵的回答十分决绝：“您不要说了！如果我不死，就算不上真正的壮士。”何其悲壮！他为什么言行不一？而他投降之前，说“无面目报陛下！”又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李陵《答苏武书》中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 《答苏武书》被怀疑为后人伪托，姑且不论。但在正史中，李陵确有“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的表白，如果他的表白是真实的，李陵的遭遇，就是一个忍辱负重者遭到误解的悲剧。 那么，我们能否相信他的表白（或相信史书的记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