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中的王朝兴替,政权嬗代,应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舆论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王朝,纵然貌似强大,一旦施政不当失去民心,社会上就会出现消极性舆论,对现存政权的合理性进行批判。随着舆论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强度的增加,现存政权的统治基础逐渐动摇。在此基础上,一些强力人物顺风而呼,或利用现有舆论,或者制造舆论,公开否定旧政权及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努力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声势。在批判的武器演变为武器的批判的过程中,新旧王朝完成了交替,历史迈出了新的一步。秦汉时期的政治变迁,就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生动体现。 秦汉之际 秦王朝以猛烈的兼并战争摧毁了东方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在百废待举、人心未稳的历史时刻,秦始皇没有以惠政来恢复经济、安抚人心,而是修驰道、筑长城、营建宫陵、击胡攘越,劳民伤财,令原来对新政权充满期待的士庶极为失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始皇帝死而地分”,“亡秦者胡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东南有天子气”等传言,对帝国国运构成强烈冲击。秦王朝不但不引以为诫,反而变本加厉,一方面以“妖言令”箝制民口,另一方面又以“焚书”“坑儒”之类的强硬手段来压制社会舆论。这种倒行逆施之举激化了社会矛盾,扩大了反秦运动的群众基础。 舆论的功能表现是自在的,而引导舆论则是自为的。在风起云涌的反秦战争中,各支武装势力为了争取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大做舆论文章,如陈胜、吴广利用戍卒的迷信心理,制造“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之类的异象,煽惑人们的情绪;又“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项燕之子项梁听取谋士范增建议,将在民间牧羊的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也是为了“从民所望”。 刘邦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在楚汉之争中战胜项羽,也与其重视舆论导向有关。《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率军攻入秦都咸阳后,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结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羽入咸阳,“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令“秦人大失望”。关中舆论对刘邦和项羽的不同评价,实际上已经为日后楚、汉之争的胜负归属埋下了伏笔。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害死了时为“天下共主”的义帝。刘邦抓住这一“时机”,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并遣使将项羽的恶行遍告诸侯,实际上取得了舆论先机,为最终战胜项羽增加了筹码。 两汉之际 西汉后期,借灾异言政事之风颇为盛行。由解释灾异形成的意见,往往具有批评时政的作用。持续不断的批评,使最初的个人言论逐渐蔓延成普遍意见。在这一过程中,质疑汉祚的舆论也在缓慢发展。在官方言路上,昭帝时,鲁人眭孟对当时的一些异常自然现象,以《春秋》推意,得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建议汉帝禅位。哀帝时,夏贺良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在民间,元、成之际的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暗示着汉家国运在劫难逃。建平四年,全国范围内的“行西王母筹”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心摇荡的社会心理状况。舆论领域内的种种迹象表明,延续了近二百年的西汉王朝正在步入衰微末世。 在王莽由辅汉进而代汉的过程中,来自社会舆论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为王莽造势的上书者动辄上万,好事者不断制造“巴郡石牛”“扶风雍石”“金匮策书”之类的符命,为王莽代汉推波助澜。王莽本人也有意识地利用并制造舆论,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登上了政治神坛。王莽试图顺应舆论,通过复古改制来整治西汉后期以来的积弊,但恢复“井田制”、禁止买卖奴婢、改革货币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招致混乱,引来非议。《汉书·眭弘传》记载,始建国二年,一个名叫碧的疯癫女子在长安道路高呼:“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天凤二年,“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这些事件表明,曾是众望所归的王莽,如今沦为社会舆论抨击的对象。数年之后,新莽政权这个被舆论捧举起来的政权,又在舆论与战争的双重打击下,从历史舞台上迅速地消失了。 刘秀势力的崛起与壮大,也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分不开。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条谶语,一条是“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一条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客观上为刘秀起事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刘秀羽翼渐丰之后,遂以“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为由,正式即皇帝位。在出兵平蜀之前,刘秀与公孙述之间还进行过舆论交锋。公孙述据蜀地自立,利用图谶符瑞制造舆论,还“数遗书中国”,将以上内容传播至中原,“冀以感动众心”,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从“帝患之”这条史料来看,公孙述的舆论攻势大概取得了一些效果,故使刘秀心生忧虑。在积极筹备武力征讨的同时,刘秀致信公孙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并署名“公孙皇帝”,对公孙述的说法进行驳斥。 东汉后期 自安帝时起,东汉朝廷显示出不可挽救的江河日下趋势。顺帝之后,社会上的童谣、歌谣、讹言、流言频繁出现,批评时弊的倾向性也越来越强烈。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意味着以察举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已经大坏。俚语“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表明朝廷的权威地位已经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关于汉祚将尽的说法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桓、灵之时,图谶学者都说“汉行气尽,黄家当兴”。至汉末,有识之士已经习惯于从社稷将亡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如《风俗通义·佚文》记载:“灵帝之末,……咸名后生放声者为时人。有识者窃言:旧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时人,此天促其期也。”消极性舆论的持续出现与广泛传播,助长了对朝廷怀疑、批判情绪的滋生蔓延。 汉末社会舆论对时弊的批判,在“党锢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党锢事件”的实质,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社会舆论与专制皇权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所谓“非讦朝政”“评论朝廷”“诽讪朝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件的舆论批判色彩。接踵而来的“黄巾起义”,可以看作是“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由批判武器转化为武器批判的结果。张角及其弟子以方术之士惯用的手段为人疗病,借机传播汉祚已尽的观念,在八州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反汉舆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浓缩了举事者思想的口号;写在官府衙门上的“甲子”,是传播其政治理念的标语。他们利用口号与标语传言造势,制造并放大舆论,称得上是一次创举。如果说“党锢事件”体现的是士大夫群体舆论,那么“黄巾起义”中的舆论,主体则是下层百姓。舆论形势表明,桓、灵以来的黑暗政治已经使统治者失去了民心支持,刘汉政权已成空中楼阁,坍塌之期即在眼前。 综上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国势愈衰;抱怨批判之声愈多愈强;抱怨批判之声愈烈,国势愈衰,直到江山易主,政权更迭,社会舆论才告一段落。对前面王朝不利的舆论,正是后面王朝的继立理由与借助力量。因此,西汉、新莽、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以及变乱之际的其他逐鹿者,往往会顺应舆论,甚至制造舆论,以期争取得到更多的支持。从秦与东汉的政治实践来看,以强制手段打击舆论,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舆论,并且有可能遭到舆论的报复,由道义上的被谴责演变为武力上的被打击。由此可见,舆论虽然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也不是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力量,但却在社会前进过程中起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