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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出了个龙济光，是袁世凯北洋帮的小兄弟，辛亥之后做过广东将军。有一回从香港过来一个外国人，说要拜会他。龙济光赶忙设了盛宴款待，席间让翻译问那个外国人有什么事要跟他商量。外国人吞吐半天才说，我是个裁缝，来给将军量衣服。 讲故事的是孙中山，他大概想说，不要太把外国人当回事。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莫名其妙的自卑感的确是把老外宠坏了。我们不高兴，中国固有其优美的学术文化、典章制度，怎么就自卑了呢。你说你有科学，我们还有国学呢。然而提到国学，人们就容易想到孔夫子。想到孔夫子，人们就有可能回忆起黑格尔的话，大抵是说，孔老二的那些东西冗长啰嗦，谈不上深刻的哲学和思辨，“从他的言教中，我们将毫无所获”。 后来有个王小波，在上个世纪末对国学热有些意见，他的某些想法也跟黑格尔差不多，认为《论语》里的孔夫子不过是“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但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他喜欢孔夫子那里的氛围，但并不真想在孔夫子那里“长什么学问”。这样说话，王小波就显得不够重视民族尊严，有点不逗人爱。 我认识一位国学博士，写得一手旧体诗。他的诗都能押着韵，调调也雅致，发e-mail必说“彩笺兼尺素”，开车郊游必说轻骑出长安，得长官接见也会搓脚搓手有点“惊宠”，但事后却补充说明为“形在魏阙，心存江海”，开了空调，那是要写作“红泥小火炉”的，西装革履还带了纸巾，大抵也要说成青衫透湿，总之是古典之风，山高水长。 国学博士对黑格尔和王小波心愤口诽，但他不太精通以理服人，于是憋得脸色青紫，只好去写诗。 如你所知，如今很多人是把国学圈养起来的，养得白胖，乐不思出。从事国学的人，与从事现当代学术的人，宛然两个物种，卖灰面的看不起卖石灰的，鹅蛋瞧不起鸭蛋。 搞现当代的许多人关起通往国学的后门搞鲁迅，当然是永远不会真懂鲁迅，因为鲁迅不仅懂得一点西学，也懂得一点国学；搞国学的一些人则是关起看异域和现实的窗口，也可以说，封闭一块先秦的或者民国以前的“吾国固有”的学术净土，当作围场，成天在围场里把孔夫子这条“丧家狗”（李零书名）打得鼻青脸肿，撵得神思恍惚。 于是，我觉得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论纲》很有意义，他强调了中国学术的整体性——据我理解，应当把中国的文化和学术视为一个整体，不必在清末民初或者其他某个位置选择一个下刀之处，人为地切断、分割、包围。 国学不分古代现代，才会有源有流，潺潺如也，滔滔如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