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安鼓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它是和唐代的变文一脉相承的，因为“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关于它的具体形成时代，一说始于南宋。持此说者以当时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作为分析论证的依据。 金兵入侵，宋室南迁。随之而来的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曲艺作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也随着民族的迁移而南下。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就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农村演唱鼓词的盛况。陆游所指，相当部分人认为，它是北方南下的鼓词，这就为北方曲艺南下找到了依据。 瑞安地处浙南，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又邻近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温州。宋室南迁后，因温州使成了南宋王朝的大后方，因而，与外地交往也更为密切频繁，这为鼓词形式的进入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作为浙南地区最大的曲种瑞安鼓词产生和发展在此时，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鼓词最早见到文字的，乃是清代赵钧的《过来语》。赵钧(1757)，世为学究，颇多著述。他从嘉庆丁卯年(1806)始撰《过来语》，其中说：“嘉庆、道光年间，有白门松最善唱词，到处皆悬灯结彩，倾动一时。”从书名《过来语》以及书中所载内容来分析，可以得出下列结论：一、1806年前已有鼓词流传；二、白门松是“倾动一时”的“最善唱词”者，可见当时还有中下等水平的艺人，证明当时“唱词”比较流行，鼓词艺术已见成熟。任何一个艺术门类，从它形成到成熟，都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戏曲从形成到发展就经历了几百年。当然，瑞安鼓词并非戏曲，但从嘉庆年间瑞安鼓词的兴盛，并且出了名艺人这一点来看，瑞安鼓词源于明代或明末清初之说是较为可靠的。如是，瑞安鼓词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 瑞安市现辖8个片区，计100多万人口。瑞安人自古以来就十分喜欢听鼓词，据张纲《杜隐园日记》载：“晚，是处搭一戏台，悬灯结彩，雇一盲人唱《陈十四收妖的故事》。台下男女环价坐，听者不下千余人。少年妇女浓妆艳服，轻摇圆扇，露坐至五更始返。”这些记载，既反映了历史上瑞安鼓词在城乡活动的情况，又说明了群众对这一说唱艺术的喜爱。解放初期，瑞安就有词场47家，比较正常营业有36家。城乡听众不但就近到词场听唱，而且还可以听瑞安广播站点播的“瑞安词场”节目。1983年瑞安张瑞星音像公司录制了瑞安鼓词录音带，发行国内外，深受听众欢迎。1998年瑞星音像公司制作了鼓词VCD，更受听众欢迎。以前，一些乡镇如召开大会，往往把演唱鼓词作为“开路先锋”，以召集群众；为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的宣传，如计划生育宣传，反盗窃宣传等，鼓词就更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作用了。 群众的喜爱，带来了鼓词形式的繁荣，同时也促使艺人队伍的壮大。据1986年统计，瑞安市有鼓词艺人197人，如以每一艺人每年演唱一百场，每场听众150人计算，年听众总数量可达300多万人次，鼓词艺人队伍之大，有赖于鼓词拥有广大的听众，听众之爱好，又有赖于鼓词 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同时还有赖于瑞安古来的民风习俗及鼓词独特的艺术形式。 1、瑞安鼓词的艺术特点 瑞安鼓词是使用瑞安方言的一种说唱艺术，为什么以瑞安方言音韵来演唱瑞安鼓词呢？ 一、 较之其它县区，瑞安鼓词之风尤盛。 二、 瑞安城关方言喷口重，宜辨别；声调多变，富有音乐性。 三、 瑞安城关方言音韵部少，这就使每韵部包含的字数多，善于表达内容及便于艺人记忆背诵。 瑞安鼓词的演唱形式，分“大词”和“平词”两种，以一人演唱为常见。 大词，宜唱经卷书。流传词目有《南游》，民间又称大词为“娘娘词”。清、郭钟岳的《瓯江竹枝词》：“呼邻结伴去烧香，迎庙高台对夕阳，锦绣一丛齐坐听，盲词村鼓唱娘娘。”即演唱大词。 平词，适合演唱以传书，小说编成的词目。瑞安古来习俗，凡村遇社日庙会，神佛开光，宗族宗谱，家逢寿诞，婚丧嫁娶，或夏日纳凉，或犯禁、争端认错等，总喜欢邀请鼓词艺人去演唱。村头巷尾，草坪中堂都可作场，多则连台数日，少者一夜即止，曲调文雅，赏心悦耳。演唱时，艺人把一张约1.5市尺见方的凳子倒置，用带子把四只凳脚绷成网状，右前放扁鼓，牛筋琴平直摆在正中，右面后凳脚上系着抱月(梆)，前围一幔。现在，一些艺人又在右面凳脚上挂堂锣，以增加音乐气氛。表演时，艺人端坐椅上，左手持鼓签(筷子)，敲奏琴、鼓、梆、锣(堂锣)，与此同时，表演者兼生、旦、净、末、丑于一身，要求吐字清楚，情节交代分明，神态掌握准确，人物刻划逼真，若非苦练，确实很难成功。 瑞安鼓词以一演唱(单档)为主，但也存在双档、多档的演唱形式。双档，习惯上称为唱“对词”。或二男、或二女，若一男一女，基本都是“夫妻档”，当然，也有“兄妹档”。70年代末，瑞安排练了以瑞安鼓词曲调为基础的鼓词剧《秋江赶船》参加温州地区曲艺会演，并进行巡回演出；鼓词剧《寡妇门前》，在1984年温州群众文艺会演中，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瑞安鼓词的主要伴奏乐器有扁鼓、三粒板(拍)牛筋琴、小抱月(梆)等，较有特色的是牛筋琴。牛筋琴产生于清光绪中叶。后瑞安一个叫广全的艺人又把五弦发展到七弦，伴奏上又加上小抱月，此举顺应了鼓词伴奏乐器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要求。 瑞安鼓词的内容大都取材于历史小说和民间传说。分其类别，大致有神话类、历史类、武侠类、世情类、公案类，其中以表现朝庭的忠奸斗争，社会上的颂善惩恶，家庭的悲欢离合和爱情故事居多。 瑞安鼓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代言叙事相结合，行词流畅，音节谐和，长于抒情，善于叙事。其文体韵散相间，诗文合璧。散文部分包括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叙述语言以第三人称出现，有表(白)、评(白)之分。表(白)用来叙述故事、刻划人物、说明事件、描绘环境，同时，还对人物性格成长的某些特点、事件发展的某些环节、环境气氛演变的某些方面作适当的交代和说明。评(白)，即表演者对故事、人物或某一事件发表评议，人物物语言以第一人称出现，有对白、独白、咕白等。咕白，是人物抒发内心情思，类似戏剧中的旁白。 鼓词的韵文包括三个部分：一、唱句；二、含句；三、数板句。唱句的句法结构以四三式的七字或或加冠七字句为基本句式，有时，为加强气氛，也运用五言、大言。唱句除首句起韵外，其余奇句落仄声，不求合辙，偶句落平声，必须押韵。韵分：先、冬、江、支、歌、渔、阳、更、贞、灰、真、山、寒、由、知、来十六部，只论平仄，不分阴阳，其中“先”部和“来”部，“歌”部和“由”部有许多字韵母收音相同或相近，可以互借，其他不可借用。唱句中间换韵，以道白后换韵为好，也可以在唱句中直接换韵。唱句用韵避免连用相同字或同音字。唱句有表唱、人物唱之分，意义与表(白)，人物白相同。含句是词中人物韵白，有台引、定场诗、出场白等。其声韵要求和唱句同，句式不限于七言。念句可套用曲牌，如《点降唇》、《扑灯蛾》等，它的确良句式声韵按谱填词；不用曲牌的，可用戏剧韵辙。数板句大都采用三、五字相同的句式，上句平仄不拘，下句押韵。用韵平仄均可，一般押仄声韵。韵字要求同一声调，或上、或下、或入，一韵到底。数板句除两一韵的特殊用法外，中间不宜换韵。 瑞安鼓词的唱腔、伴奏音乐是在不断借鉴、创新中发展起来的。原始的鼓词曲调平板单调，基本上是吟哦式的上下旬结构。后来，艺人们吸收了民间小调、田歌来充实鼓词音乐。鼓词音乐真正起重大变化，解放后的数十年间，体现的最为明显。阮世池、郑明钦等著名艺人，借鉴吸收了诸如应变剧、越剧、瓯剧、高腔、梆子、黄梅戏等戏曲音乐为已有，并不同程度地套用戏曲曲牌音乐，形成了各自不同唱腔的艺术流派，丰富和发展了鼓词音乐。于是瑞安鼓词不仅在词目上，而且在音乐上同上述戏曲剧种及其他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 艺人自我完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些热爱地方曲艺的音乐工作者，为发展鼓词乐也不遗余力，他们所作的贡献，是很值得称道的。瑞安胡广泽、胡平致力于曲艺音乐改革，先后为《陈家大妈访农庄》、《送粮》、《古道别》编曲。其中《古道别》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多时。瑞安胡平，不仅能弹能唱，且对鼓词音乐也矢志创新改革，他的《刑场上的婚礼》，获1979年温州地区曲艺会演音乐创作奖；《法庭擒鹰》获1986年浙江省新曲(书)目比赛音乐创作奖。 瑞安鼓词音乐是一种板式变化音乐，有九种基本板式，常用曲调有正、反太平调等(详见音乐释文)。这些基本曲调和板式的形成，离不开历代艺人及热爱鼓词的音乐工作者的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 2、历代艺人名辈和文人创作 在瑞安鼓词的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名艺人。他们在表演上各具特色，有的重唱，有的重白，有的擅长抒情，有的擅长叙事，有的擅长琴鼓伴奏。文武粗细，异彩纷呈。 清乾、嘉年间，有白门松、阿光儿名闻遐迩。白门松不只是赵钧对他作过评价，又项嵩《午堤集》：“瞽者白门松，工唱词，远近争致之。名且出于其乡土族以上……”可见白门松声誉之高。阿光儿，以诙谐闻名，演唱时能随机应变，出口敏捷，风趣横生。 同、光年间，有上坞发、毛行发、东山德、陈昌牌等名扬曲坛。张纲(1862-1943)的《杜隐园日记》赞道：“同、光之间，以唱词知名者，无如上坞发。阿发唱词，皆细针密缕，无一俗句，其所唱《倭袍传》，尤脍炙人口。而今日(1906年)则推东出德为巨擘。”“初五日霁，是日东山德来予家唱词，词目为《双面貌》。午后唱一本，灯下又接唱，约至四点钟始罢。所唱故事，乃两生两旦，皆面貌相同，而悲欢离合，情节颇佳，阿德又唱得淋漓尽致，故听者皆忘倦云。” 四十年代，名艺人层出不穷，民间则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即“林朝藩的劲，叶岳生的文(以演唱《西厢记》闻名)，管华山的神，郑声淦的琴，阮世池的音。”当然，像高美卿、郑明钦等都很有成就。 五十年代，阮世池成名，树帜曲坛，在艺术界产生影响。 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前期，因受“十年浩劫”，名师无从诞生。 八十年代，新秀犹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瑞安有徐玉燕、阮爱兰、林秀珍这些脱颖而出的新秀，使瑞安曲坛又充满着活力和生机。此外，唐孙文、万爱琴、黄世铭、凌康君等一批中年艺人也各红一方，成为当今曲坛的骨干力量。 瑞安鼓词的繁荣，文化人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由于艺人文化水平的局限，先时的鼓词内容大都为口传身授，师徒相传。据说《十二红》词目，还只能传授瑞安市内的瞽目艺人。他们此为，无非是防止他人争夺自己的饭碗。随着从艺人员的增多和听众要求的提高，艺人意识到这种传艺、传词方式不仅因代代相扣，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且更谈不上提高与发展。于是他们之中一些人，除自己进行创作或改编外，还聘请文人为自己编写词本。一些有识或失意的文化人被鼓词这颗明珠的光彩所吸引，也乐于此道。清末民初，瑞安黄体芳、任满苏州学政回乡，带回弹词唱本并予以改编。四十年代，艺人从事改编增订本较多，稍见成就的有管华山、杨志鸣等。瑞安的解放，也为瑞安鼓词创作带来了繁荣局面。五十年代，瑞安李礼夫贡献最大，经他改编的剧目有《描金凤》、《三国》、《粉妆楼》、《反唐》等不下几十中(本)。 八十至九十年代，曾一松、黄宗贤、张鹤鸣、陈锡权、郑志强、蔡秀钱、凌康君、项积林等这批瑞安鼓词创作编写人员，还多次获奖。(获奖人员或获奖鼓词词目略)在瑞安鼓词创作繁荣的同时，鼓词理论研究也逐步开展和深入，宋维远对此颇有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