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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于样板戏英雄人物被束缚在一个规定了的符合其政治身份的表演框架内，并且对政治身份的理解极其狭隘，所以，样板戏森严的角色等级所带来的后果是人物情感表达的单调和整一。在样板戏中，英雄人物李玉和虽有家庭，但未娶妻。洪常青与吴清华只能维持同志关系，柯湘的丈夫在柯湘未出场前就已经牺牲了。至于《海港》与《龙江颂》，两戏的主角方海珍与江水英这两位大龄女子的情感生活皆被忽略。只有阿庆嫂有丈夫，但阿庆已经到上海跑单帮去了。如果说某一部的样板戏不关涉情爱生活或家庭生活并不值得奇怪，而每一部样板戏皆与情爱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绝缘，这就不能不让接受者感到蹊跷。在样板戏中，不仅仅英雄人物清心寡欲，就是反面人物，其私人情感生活也是处于隐匿状态，本来《沙家浜》中有胡司令结婚闹喜堂一节，在改编中被删去。小说《林海雪原》革命军人之间有爱情的火花，女土匪的形象也活灵活现，而到了改编后的《智取威虎山》，女土匪不见了，革命军人也变得更严肃了。至于《海港》中的阶级敌人钱守维，《龙江颂》中的坏分子黄国忠，也都是独来独往的单身汉。在样板戏中，两性关系，不是处于被正面批判的地位，而是被放逐，被隐匿和漠视。性爱成为样板戏最不愿意正视也不屑于正视的一个盲区。其实，革命与性爱并不是天生互相排斥的，革命+恋爱的文艺作品曾经风靡中国的二三十年代，革命的激进和恋爱的热烈曾经互为因果，革命的热情为现代性爱带来的鲜活感觉，而解放了的性爱又为火热的革命生活输送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用性爱的浪漫去催生革命的激情、去克服伴随着革命而来的恐惧，是革命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性爱的解放常常是社会革命的催化剂。当主流社会道德的存在价值受到怀疑，需要重新评估的时候，性爱价值观的改变常常首当其冲的。所以，性爱与革命并不天然地相互排斥。进步的文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既革命又恋爱的图景，曾经激励无数的进步青年投身于中国革命的热潮中。那么，为什么在高举革命大旗的样板戏中，却无一例外地回避了性爱，主要的英雄人物更是经过净化处理，成为绝尘脱俗、顶天立地的神圣人物？为什么样板戏要选择了带有浓厚清教色彩的禁欲式的英雄人物？在中国的现代红色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红岩》《红旗谱》等许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将英雄人物神化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那么，样板戏为什么选择了禁欲式英雄，而不是灵与肉相统一，或者灵与肉发生冲突的俗世英雄呢？从英雄的类型来说，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既有诸葛亮式足智多谋的英雄，也有关羽式的忠信仁义彻底禁欲的英雄，以及《水浒》中的逼上梁山奋起反抗并且时不时地放纵私欲的草莽英雄。而在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中，英雄总是与命运的苦难联系在一起，英雄的伟大更多地表现为与恶劣环境以及自身弱点的抗争，而英雄的悲剧也常常是因为自身的生理或性格上的缺陷所导致的，所以阿额琉斯之踵便是泛指英雄的致命弱点。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受到启蒙思想英雄的英雄形象其仁爱宽容特点开始占据更多的成分，英雄的忏悔更能震撼人心。不同的历史语境对英雄这个概念有着完全相异的理解。在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显然不是以足智多谋为最突出的特点，更不是以忠信仁义或博爱宽容作为其完美形象的支撑点，同时，以个人恩怨为出发点的复仇也被认为是狭隘的革命观念（吴清华、雷刚就有一个复仇观念的改变过程）。由于样板戏中的英雄是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仇恨意识都是以阶级名义释放。整个样板戏的叙事进程就是一个仇恨的能量不断聚集、上升的过程。可以说样板戏中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关键在于他的阶级身份和他的阶级觉悟。样板戏之所以模糊人物的性别身份，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人的阶级身份是人的最主要的特征，而性别身份与阶级身份比较，性别身份居于十分次要的地位，甚至可以忽略。另外，样板戏对性的回避可能还带有强化革命者的道德品格的意图，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性的严格自律常常是英雄人物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指标，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辱的思想并未因为五四运动启蒙思潮的冲击而退场。样板戏十分倚重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召力，禁欲是中国人容易接受的一种锐利的道德武器，可以成为英雄人物战无不胜的法宝之一。再从1949年文艺发展轨迹来看，建国之初，能不能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人公的讨论就已经沸沸扬扬，50年代初发生了对胡风的现实主义观念的批判，1957年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讨论再次触及到文学如何写人性的问题，60年代初期关于能否写中间人物的讨论也是试图从中间人物作为突破口，找到摆脱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模式的突破口。可以说从建国伊始，如何写人，允许写什么的人，人又该怎么写，并非一锤定音，所谓黑线就是指那种试图从更富有人性意味的角度去理解阶级斗争和工农兵人物的英雄潜在的文艺力量。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样板戏这样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以及样板戏禁欲主义式的英雄人物的大行其道，意味着从极其狭窄的阶级身份出发演绎文艺的观念占了绝对的上峰。 狭隘的、禁欲式的阶级斗争成为绝对的叙事母题，阶级友爱和阶级复仇理所当然成为这一叙事母题的主要情感特点。在样板戏系列中，所有的感情都被赋予阶级属性，而人的日常性情感也必须依附于阶级情感。在样板戏中，除了少量的阶级友爱、军民鱼水情外，所谓的阶级情感，其最突出的部分，就是阶级仇恨。仇恨成为样板戏的情感底色。哈姆雷特式的不断自省不断回归自我内心的的复仇者只能被判定为书生气的动摇分子，样板戏绝无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碑立传的可能，相反，样板戏这类戏，其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为了改造、教育知识分子。 在革命成功之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需要改造，阶级仇恨作为突出的的情感特征，在《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红灯记》这类戏剧中尚有其合理之处，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中，利用阶级仇恨情感的传染，可以获得最快速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但在阶级革命胜利之后，革命政党已经掌握了政权，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全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之时，阶级复仇的情感依然成为戏剧的主题，其用意就值得推敲。比如《海港》这出戏，发生的背景是工业时代的大码头。本来这出的戏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落后青年余宝昌不愿意从事码头工人工作展开戏剧冲突。余宝昌这个人物，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自由选择的意愿开始觉醒，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本来这出戏叙述的是强大的国家控制系统与个人自由选择之间的矛盾，这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色彩的体制造成的弊病。但是，《海港》被改编后，改名为韩小强的余宝昌成了一个次要人物，而他想改换工作的愿望是由于暗藏的阶级敌人钱守维（原戏中是个思想落后的中间人物，为突出敌我矛盾，将其改为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撺掇。这样，改编前的《海港的早晨》中所隐蔽着的关于强大的国家控制体制与个人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被强行扭曲为两个对立阶级间的矛盾。韩小强之所以要求调换工作被解释为阶级意识的淡漠。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点：本来，工业化时代的动力来自于对利润的追逐和个人理想的实现，但我们发现《海港》要批判的恰恰就是工业化社会需要追求的合理目标。在《海港》的这出戏里，已经隐约地透露出创作者对工业化时代的追求利润的恐惧，对人的多向度发展的意愿也表现出霸道的钳制。方海珍口口声声要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而另外一个次要人物赵震山则重视生产指标利润指标，这二者间在《海港》中又构成了一对互相冲突的话语面貌。在此，不难发现，《海港》至少回避了一个相当具有杀伤力的问题，即韩小强这样一个青年人，他不想坚守码头工人这个职业而想当海员，这种理想为什么在逐步工业化的社会中被判定为价值的降格呢？《海港》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判定韩小强调动工作的无意义甚至是思想落后的理由是码头工作是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这样，韩小强自由选择职业的合理愿望便被转变成是否忠于阶级阵营是否还有阶级斗争意识的问题。通过码头阶级斗争史的正面教育后，韩小强终于守本份安心码头工作。可见，《海港》中的阶级仇恨的情感，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动力，而是成为以阶级名义发布的强大控制系统对每一个阶级成员进行绝对控制的、且具有相当宽泛的能指空间的阶级情感符号系统。在《海港》《龙江颂》这两出戏里，阶级仇恨作为一个概念其所指越来越空洞，而能指意义越来越趋向无限。这种背景下的阶级仇恨情感的调动与其说是为了警惕潜在的敌人的威胁，不如说是利用这种仇恨情感的合法化达到国家控制系统的巩固和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港》《龙江颂》这样的样板戏，其阶级革命、阶级仇恨在政治层面上已经没有什么激进意义可言，而越来越呈示出维护现存政治系统的保守和反动。阶级仇恨成为样板戏叙事中最具推动剧情发展的超级情感和无所不能的情感道具，而人类的其他情感则遭到贬值和放逐。当仇恨的价值被无限夸大之时，在这种单向度的仇恨情感系统威摄下的戏剧文本其艺术价值趋于递减，实用的宣传价值趋于递增。 四 阶级仇恨只有借助了群体情感，才可能在最大范围内传播。样板戏宣扬的阶级仇恨是建立在只有也只要消灭了另一个敌对阶级就能迅速地建立乌托邦王国的假设上。当然，这是一个怎样的幸福王国无须缜密的理论论证，因为思考和论证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论证本身就意味着采取理性的方式，而任何理性的思考都有可能内在地构成对单向度的仇恨情感的瓦解。所以，掌握群体的想象方式，大规模地渲染和传染仇恨情感，回避推理和反省，让群体从舞台或银幕上获得敌对阶级正在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的感觉就足够了：阶级敌人善于伪装善于欺骗，而且任何时候都准备实施破坏，惟有英雄人物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所以，目前群体最迫切的任务不是赢取利润，更不要希图锦上添花的个人利益的获得，而是要相信英雄人物的智慧，团结在英雄的周围，随时准备对付共同的敌人。所以，在样板戏中，即使绝大多数的英雄人物已经超人化，但只要这种英雄模式能为观众的想象模式所接受，这种英雄模式还能鼓舞士气，那么，样板戏的创作者就不会轻易改变他们摸索出来的英雄书写模式：广大的工农兵读者和观众，并不满足于那种写真人真事的作品而热爱革命样板戏。这就足以说明，要塑造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局限，这既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需要，同时也是使文艺真正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需要，是充分发挥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的需要。[6]这样的论述只能说明典型已经成为虚假的代名词，或者说，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的虚假特性已经被所谓的典型叙事模式所消化，从叙事上加以合法化：典型理论的边界是模糊的，许多优秀作品也确实不拘泥于真人真事，但关键在于虚构的允许的范围可以拓展到何处，特别是虚构的英雄人物的价值观念与接受者的价值观念是否依然吻合，当英雄的价值与观众的价值观念高度一致的时候，艺术上的虚假有可能别忽略，而当英雄所作所为所言已经逐渐与观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分歧之时，艺术上的虚假就格外引人注目。在和平建设时期，象《海港》这出戏中的英雄人物每时每刻都在搜索着敌情，而且以充沛的阶级复仇情感带动群众去争取空洞的胜利，这类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如果不受到丝毫怀疑，那只能说明接受者的审美情趣已经僵化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人·勒庞认为：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进一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情感，群体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正确地指出，群众会要求舞台上的演员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7]情感的夸大在英雄戏剧中可能是种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但不同文化价值背景下的英雄的极端情感的艺术表现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别，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将英雄分为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和君王英雄。[8]英雄书写模式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存在着不同类型，就是同一种类型其书写模式也不是固定的。样板戏中英雄的极端情感在它的历史语境中肯定有其书写合理性，无私无欲高大完美的英雄模式在一个时间段内可能是一种相当新颖，能让观众普遍接受的英雄书写模式，但这种建立在政治宣传需要而不是对人性深刻体察的艺术作品，能在一段时间内引人注目，也容易速朽。支持这种英雄模式的价值系统一旦发生了松动，那么，这种英雄书写模式的瓦解速度也将是惊人的。在激烈的战争年代上演一出《白毛女》，可以将士气推进到一个极端高潮，而在人民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意愿的有了抬头之时，在以角色等级为核心的阶级斗争叙事模式被不断机械重复的历史语境中，《海港》《龙江颂》这样的样板戏的出现已经是强弩之末，其英雄人物的品质美德勇气已经不同于大敌当前的大智大勇或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英雄的高人一等只是因为她具备了从一个散包一封请调信挖掘敌情的特殊嗅觉。方海珍这样的女英雄没有了阿庆嫂八面玲珑之灵气和铁梅姑娘敢爱敢恨的泼辣，与柯湘比，也呆板了许多。方海珍不但是位彻头彻尾的阶级女人，而且多有低级官僚的霸气和三流特工的自以为是。这位已显笨拙的装卸队女书记的形象的出现只能说明样板戏的英雄系列已经逐渐失去了创新能力。当样板戏从它的草创时期、发展时期步入其成熟时期之时，这个艺术样式已经逐步失去了它的创造性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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