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衣缤纷。“霓裳”一词，应该就是这个模样。浙江遂昌大柯村婺剧团的演员们，穿着戏衣走下舞台，在家乡老屋前排成雁阵。嫣红、雪青、天蓝、葱绿，簇拥着高贵的黄，行头的样式脱胎自古代，颜色则除了黄色以外，都是不适合做正装的“间色”。摄影/刘智宁 间色：卑微者的绽放 在颜色上作文章，不只限于青、赤、黄、白、黑五色。 两年前，上海世博会天津馆礼仪服装的设计让我印象深刻：玫红衣裙点缀着同色的水纹绣，浓酽而明媚，宛如水塘里最艳的一支荷花。这种用色很大胆，弃用了正红，结果反而成了设计的经典。 灵感来自当年的流行色吗？主创设计师谢朝解释说，它完全脱胎于传统的色彩文化。 原来，除了五色观以外，中国人的色彩观念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正色观。这是一门在众色里分尊卑，辨主从的学问。 简单来说，喜庆的红不能随处使用。展馆内的礼仪服务人员，“服务”是其职业特质，展陈是主，而服务是从，礼服用正红便会喧宾夺主。与“正”相对的是“间”，间色指相互混合的颜色。在传统文化里，正色比间色尊贵，玫红是红色系统里的一种间色，有着红的属性，等级却又比红色低，揣摩它的象征意味，就显得既热烈，又谦逊。 设计师的解释富有哲理，但五色以外，有多少间色？衣冠古国又如何调理好复杂的颜色关系，成了我心中五彩缤纷的新问号。 “色”的大跃进 19世纪的德国眼科专家马格努斯，分发给传教士、殖民官和商人一份包括十样颜色的色卡，让他们带给世界各地文化不发达的土著居民，反馈回的结果出奇一致，部落人几乎都懂得用语言来表达红色，对紫、棕等色彩却产生表达困难。 更有趣的是，他还认为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可能只懂分辨黑白两色，是重度“色盲”。因为，大诗人荷马只有在区分光明和黑暗时才描绘“色彩”，而且从没有明确指向哪种颜色，这足以说明人类在慢慢进化中，才对色彩有所感知。 中国的甲骨文部分证明了这个理论。甲骨文中的颜色字甚少，只有赤、黄、白和绿四种。对于身在“正色”中的赤、黄、白出现，都比较好解释：大自然的原色最醒目，最刺激人的视觉，也最先被记载下来，它们或者和祭祀之物有关，或者直接表达颜色。 但“绿”这个字就发人深思了。如果按照现代色彩学的认知，绿是蓝(青)和黄混合而得的颜色，它是间色，古今一致。森林蓊郁、春色撩人，绿色理应被最早感知，这不奇怪，但分析这个字的结构，竟然和“丝”有关，很可能就是指一种由草木汁液染成的丝帛。再看另外一个甲骨文字——“染”，分为“水”、“又(取)”、“木”三个部分，因此被推断为取用草木汁液。这两个古字相互联系，一幅“先人洗染图”跃然眼前。 事实上，不独是“绿”，先民时代的间色，在周朝时爆发性增长，几乎都和丝织相关，也和官吏有关。 相传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他派出治民的有风后、力牧、常先和大鸿，但是领土扩大、政务增多，官职就必须随之增加。大连大学人文学部研究专门史的李大鸣，对此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周代开始，为了区分越来越多的官吏等级，就让他们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最初的颜色无疑只有几种，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染色技术必须发展，来完成赋予它的新使命。 比甲骨文晚一些的周代金文里，赫然出现了“红”和“紫”两个字。“红”在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中被解释为赤白之帛，又有注解类似桃红和粉红，可以推断是用赤、白两种颜料相配得来；“紫”字也有丝的偏旁，《说文》将其解释为青赤之帛。在记载中，周王室有两个重要的职位——“掌染草”、“染人”，前者负责研制、供应各种合格的染料，后者则需要按照官制所需，不断染织出色彩合格的衣料。 战国文字更绚丽了：缇，帛丹黄色，应该是艳丽的橘红色；缥，帛青白色，这是一种烟岚般雅致的淡青色。此外还有“缲”，帛如绀色，也就是一种微微带红的黑色。而“绀”字，释为赤青之色。这种两字混同解释的情况，说明当时的色彩差异已经细微到难以辨别了。 为什么中国的颜色字里，常常有“丝”相伴，历史的谜底就这样揭开了。中国是丝织的国度，最早的丝绸文明，也是颜色的文明、间色的文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