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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我国一个具有特殊人文结构的省份，聚居着汉、壮、瑶、苗、黎、满、回、畲等民族，汉族中又有风格禀异的广府、客家、潮州三大民系，还有古书上称为“蛋族”的水上居民这些特殊的人群社区，产生了不少富有特色的民俗。 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她凝聚了不同历史时代民俗文化的遗迹，结集了具有浓郁的南国色彩的民俗瑰宝；加上近代海外民俗的影响和中西民俗文化的撞击，使广州的民俗不但蒙上了一层神秘古奥的色彩，也沾上了不少浪漫飘逸的洋味。这一切，早已引起了中外民俗学家的注意，成为人们研究的好课题。 一、历史源流概略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将赵佗曾于广州自立门户称帝，号称“南越王”，传了五代，历时93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南下，灭南越国，从此岭南便成为汉朝新置的郡县。 历史上中原人较大规模入越有四次。第一次是秦朝时发卒50万戍五岭。第二次是汉武帝派伏波将军率数十万大军南征，留守岭南九郡。第三次是北宋时高宗仓遑南逃，部分中原人随隆太后散落珠江三角洲。第四次是南宋末年，大批将士及庶民随帝南下，流散珠江三角洲一带。大批中原移民南迁，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也带来了中州的古俗；南北民俗的融合，形成了后来广东民俗的特异风貌。最能代表岭南文化特征的是广府民系，而最能代表广府民系的应该说是广州方言区的群体。 (一)清代以前的民俗研究 岭南地区开发较晚，有关它古代的历史记载本来就不多，专门的民俗史料更是寥寥无几。史籍中有些零星的记载，大都出自外地人的手笔，不甚准确，以下辑録一些，供研究者参考。 《汉书·高帝纪》：“粤人之俗，好相攻击。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隋书·地理志》：“俚人有铜鼓者，群情推服，本之尉佗，尊为倒老。则粤俗同化，岂俟唐宗以后乎！” 《汉书·郊祀志》：“粤人勇之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 《朝野佥载》：“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刺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刺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旦夕大叫而哭。” 裴渊《广州记》：“豪富女子，以金为大钗，执以叩铜鼓，号为铜鼓钗。” 任昉《述异记》：“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谓之珠儿。” 《南中八郡志》：“槟榔，土人以为贵，款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 蔡绦《铁围山丛谈》：“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神。祀天神必养大豕，目曰神牲。人见神牲，则莫敢犯伤。又，遇逐恶气、禳疾病，必磔犬，与古同，殊有可喜者。传谓‘礼失求诸野’，信然。” 吴处厚《青箱杂记》：“岭南谓村市为圩……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圩，不亦宜乎！” 段公路《北户録》：“广州米饼，合生熟粉为之，白薄而软。” 明《天山草堂集》：“粤人习海，竞渡角胜，而大舟比常制犹异，十余年始一举。船广可三丈，长五之。龙首至尾，金光夺目，迭彩如层楼。上饰童男女，作仙佛鬼神及古英雄，凡数十事。旋转舞蹈，冒之以幔，数里外望犹可见。” 梁绍王《两般秋雨庵随笔》：“粤人以蛎房灰染红，包浮留藤叶食之……其食也，满口咀嚼，吐汁鲜红。” 《广州岁时纪》：“七月初七日，俗传牛女相会之期，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钩心斗角之妙。” 类似的记载还不少，内容涉及面亦很广，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迷信禁忌都有；多少带有一点猎奇性质，资料也比较零碎。除上文所引各书外，还有徐坚的《初学记》、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黄瑜的《双槐岁抄》、赵叔盎的《千佛塔记》；以及历代所修的府志、县志之中，也有零星记载。历代文人诗词，如方信孺的《南海百咏》等，描述广州风俗的亦不少。特别是大量的《广州竹枝词》、《羊城竹枝词》、《珠江竹枝词》，纪及广州风情的更多。着名的如清人王士祯的《广州竹枝词》：“潮来濠畔接江波，鱼藻门边净绮罗。两岸画栏红照水，船争唱木鱼歌。”“海珠石上柳阴浓，队队龙舟出浪中。一抹斜阳照金碧，齐将孔翠作船篷。”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边人带得冷南来，今岁梅花春始开。白头老人不识雪，惊看白满越王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等，所写的便是一幅幅广州的民俗风情画。方信孺的诗集《南海百咏》，每首均有题记，实为民俗风情的记録。如《走珠石》题记曰：“在湖南，旧传有贾胡自异域，负其国之镇珠，逃至五羊，国人重载金宝，坚赎以归。既至半道海上，珠复走还，径入石下，终不可见，至今此石往往有夜光发，疑为此珠之祥。”诗云：“底事明珠解去来，当时合浦已堪猜，贾胡不省何年事，老石江头空緑苔。”此类诗集，与民俗专着的作用已相差无几。 专门记及广州风土人情的书，从现存资料看，最早可能是晋代的《广州记》，可惜此书现已失传，现在能见到的是元人陶宗仪辑録的。汉代议郎杨孚的《异物志》，也是清人曾钊辑録的，比《广州记》稍为详尽，但亦非原来版本；还有唐代郑熊的《番禺杂记》，是陶宗仪辑録的。现在能见到的较完整的版本，可能要数唐代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録异》了。宋代有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王韶之的《始兴记》、朱的《萍洲可谈》。明清以来，此类书籍逐渐增多，着名的有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调元的《粤东笔记》、范端昂的《粤中见闻》、闵叙的《粤述》、檀萃的《粤囊》等，下文将有专章介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一节《广州时序》，对广州的岁时节令风俗，作了系统的记述，后为各种专着、志书广泛引征，影响深远，对研究广州民俗十分重要。 这一时期的广州民俗研究，值得注意的还有几本书。 一本是明代的《花笺记》，又称“第八才子书”，共6卷，叙述梁生、杨女之爱情故事，描写深刻细腻，恳挚动人；德国着名诗人歌德读后给了很高的赞誉，郑振铎也认为它是粤曲中很好的一种。另一本是《二荷花史》，又称“第九才子书”，共4卷，分67则；叙述白莲与丽荷、映荷二女恋爱结缘之事，文采缤纷，内容脱俗，甚是动人。此二书以木鱼书句格写成，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流传甚广，是广东说唱文学之名篇。1824年英国人汤姆把它译成英文，1836年德国人辜尔慈把它译成德文，使之驰誉国际书林。再一本是清代中叶招子庸的《粤讴》，一卷，凡121首，妙语如珠，在珠江三角洲广为传唱；1904年，当时的香港总督金文泰还把它译成英文，题名《广州情歌》；葡萄牙人庇山把它译成葡文，介绍到欧美各地。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称招子庸为“最早的大胆的从事于把民歌输入文坛的工作者”。粤讴成为岭南地区开一代诗风的重要文学形式，以至清末民初，省港各地报刊都还辟有粤讴专栏。 在通俗故事和笑话中，值得注意的有《警富新书》、《王大儒供状》和《俏皮话》等。《警富新书》又名《九命奇冤》，叙述梁天来与凌贵卿恩怨讼案。除小说、戏曲外，还有木鱼书《梁天来》，潮州歌曲《新造广东案警富新书》等。《王大儒供状》叙述才子王大儒与丫环彩凤之风流公案，文见《岭南即事》。《俏皮话》为佛山人吴趼人(1866～1910)的一部寓言力作，共126篇，先散载于光绪年间各报刊上，后连载于《月月小说》，1909年由上海群学图书社印成单行本。此书承继了我国古代寓言的优良传统，以辛辣的笔触，巧借各种虚拟的形象，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丑恶面目，对研究世俗社会甚有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