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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朱，华北大片国土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王揖唐、王克敏、殷汝耕之流的大汉奸和大小狗腿子的投降派，奴颜婢膝，拱手迎来了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成立了汉奸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 就在这一时期，我由早已沦入日人之手的东北辽宁到北京一所中学求学。 那时北京的学校在授课上与东北伪“满洲国”所授之课无大差异。也是成天的讲伪“教育总署”编写的亲日文章，或是宣讲汉奸所把持的宣传机构“新民会”编写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材料。 那时，每一求知欲旺盛的青年，都在渴望能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学到一些知识和本领以求将来有一出路。可是残酷的现实使人却连起码的希望都不能奢想，我陷于苦闷之中。 我所在的学校叫四存中学。校址位于北京西城府右街一号。该校离西单商场颇近，校门正冲太仆寺街，由此街径直进入商场。商场内书摊及各类摊床、小店铺星罗棋布。另外还有各类杂耍、游艺。由于自己思想苦闷，课余和假日常来商场内听相声，商场偏僻一角的“启明茶社”便成了我熟悉的地方。 启明茶社是处矮房，屋间不甚宽漱，光线很暗，全靠房顶一天窗透光。有一偏门，供听众进出之用。它的邻居净是卖豆腐脑、烧饼、荷叶粥一类的小吃摊床。 老一辈相声演员张寿臣、常连安、郭荣启、赵霭如等人，就在这个茶社里表演相声段子。表演时间一天分两场，早十点到下午二点；下午四点到晚十点。除老一辈演员外，还有小字辈的学艺相声演员做垫场表演，如小蘑菇、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等。现在想起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做为一个艺人，连个真实姓名都不能表露，可见其境遇之可悲矣。难怪 那时，相声演员为了适合汉奸、阿飞、恶棍的低级口味，顺应当时的社会逆流，不得不说些低级、庸俗的段子。但就其主流而言，仍以隐蔽手法讽刺歹人，打击敌伪的倒行逆施，鄙弃汉奸投敌求荣和揭露旧社会腐朽本质的段子为主。举其一例：敌伪时期物价暴涨，一天几次易价，人民群众无法生活，小蘑菇就利用说相声的手段讽刺说：“明天面粉大落价啦！”，“怎么（捧哏）？”“一元一袋”！“什么袋（捧哏）？”“牙粉袋！”因此，小蘑菇受到伪警宪百般刁难与侮辱，最后被驱赶出北京。 现在知道当时的小蘑菇，就是后来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勇地跨过鸭绿江，壮烈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常宝坤烈士！当时的二蘑菇、三蘑菇就是著名的相声演员常宝华、常宝霆同志。昔日连个真实姓名不能表露的人，如今已成为人民的表演艺术家。 相声演员并没因伪警宪刁难而停止他们的斗争。一有时机，他们就在表演的段子里嵌进讽刺敌伪的台词。如，讽刺敌伪“联银券” （伪华北联合银行发行的伪币简称）说：“孔子拜天坛——五百当一元（五百元票面上有孔子、天坛铜版像）。演员把台词镶嵌得非常巧妙、含蓄，弄得坐在听众后面“弹压席”上的伪警宪啼笑不得。演员们就是利用这种艺术手段有力地嘲笑正在摇摇欲坠的敌伪政权。 那时听相声的付钱办法是逐段打钱。每到一段，演员把桌上的醒木一拍，即拿起柳条编制的小钵，走下台来逐个敛钱。除一些热爱相声的真正听众外，为数不少的是流氓、阿飞、狗腿子之类的人。他们都是以“摇头票”付钱的。这种行为引起演员们的无比气愤，敢怒不敢言。日子久了，演员们也从这群坏蛋身上摸索出了一些规律。要生存，就要斗争，于是他们就编说了“吹哀乐、报丧、送殡”的段子，来和坏蛋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因无自习，我便去茶社听相声。我感到新奇的是，说段子的演员（记忆是侯一尘）一会儿学报丧，一会儿学送殡，一会儿又学吹哀乐，说着说着穿上孝衫，系上麻绳由舞台走下，学着报丧的大哭大嚎的腔调，来到平素竟给“摇头票”的那些家伙跟前打钱。弄得这群坏蛋们十分尴尬，狼狈不堪，只好灰溜溜地逃走。 那时，相声演员的生活十分清贫。我常见他们就在茶社后面的露天处架起小锅煮些小米粥糊口。穿着只是一双粗布鞋，一件灰或黑的布大褂。 演员们倒霉的是怕遇到“堂会”。一有“堂会”，茶社一连几天关门，去到那戒备森严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头子那里做堂会。别说给钱，不挨耳光就万幸了。此外，还得应酬汉奸北京市长刘玉书，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以及大大小小的汉奸头目，同样得不到好的对待。 那时，北京的汉奸电台，有时也所谓“邀请”相声演员到电台说相声。名义是请，实质是勒索演员。因电台没有录音设备，演员只好徒步来电台等候，有时一等就是半天，排上号说上段子就算便宜了，有时演员甚至白来一趟。说上段子按时间付钱，说不上的即使有损失，电台也概不负责。演员们吃的苦头只能往肚里咽。演员如若不来电台，“新民会”就会给演员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谁能受得了？ 注： （1）教育总詈，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设的一个主管教育大权的机构。 （2）新民会，是汉奸的宣传机构。 (责任编辑：admin) |